印尼盛产镍矿，是全球电动车电池与不锈钢供应链的重要来源。然而，在“绿色转型”需求推动镍产业迅速扩张的另一面，大批为矿区与冶炼工业供电的离网“自用煤电厂”（captive coal plants）也同步增加，使本应服务低碳转型的关键矿产，背后反而燃烧著大量煤炭。
印尼自由环境记者蜜莉安．巴哈吉欧（Miriam Bahagijo）8月31日在《对话地球》（Dialogue Earth）发表调查报导，深入中苏拉威西省与北马鲁古省的镍矿及冶炼重镇，记录煤电与镍产业扩张对周边社区造成的冲击。居民面对煤灰、噪音、呼吸道疾病、生计受损及搬迁与土地争议，而产业发展带来的利益却未必由当地社区共享。面对以能源转型与经济发展之名迅速扩张的镍产业，一名拒绝搬离祖居土地的村民提出了一个最直接的质问：“这究竟是为了谁？”
镍矿下游化牵动中国资本 绿色产业背后煤电扩张
印尼拥有全球最重要的镍矿资源，也是全球镍供应与加工产业的核心国家之一。为提高矿产附加价值、摆脱单纯出口原料的发展模式，印尼政府近年大力推动“镍矿下游化”政策，限制镍原矿出口，要求更多矿产在境内加工与冶炼。这项政策吸引大批外国资本投入，其中中国企业扮演尤其重要的角色，并与印尼企业合作建设大型镍矿冶炼与工业园区。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包括中苏拉威西省的印尼莫罗瓦利工业园区（IMIP），以及北马鲁古省奥比岛的镍矿开采与冶炼基地。随著中国资金、技术与庞大的镍加工能力进入印尼，当地迅速建立起从采矿、冶炼到镍产品出口的庞大产业链。印尼借此取得投资、就业与出口收入，中国企业则取得全球新能源与不锈钢产业不可或缺的镍资源，形成高度紧密的利益结合。
然而，这场以“下游化”与新能源供应链为名的产业扩张，也产生一个难以回避的矛盾：炼镍需要极为庞大的能源，而许多大型工业园区并未以再生能源作为主要电力来源，而是大量兴建专门为工业园区与炼镍设施供电的“自用煤电厂”。印尼政府虽已承诺推动能源转型并限制新建燃煤电厂，但相关政策仍为特定工业用途的自用煤电留下例外，使镍产业快速扩张的同时，新的燃煤发电容量仍得以持续增加。
《对话地球》引述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CREA）与全球能源监测（GEM）的资料指出，截至2026年，印尼专为镍产业服务的自用煤电装置容量已达15.4吉瓦（GW），另有2.5 GW正在兴建。中苏拉威西与北马鲁古正是这波镍产业与自用煤电高度集中的地区。换言之，供应全球电动车与新能源产业的重要金属，其上游冶炼过程仍在相当程度上依靠高碳排的煤炭能源。
这也暴露出全球“绿色转型”最尖锐的悖论之一：当消费端以电动车与新能源之名追求减碳时，供应链最前端的采矿与冶炼污染，却可能被转移到印尼等资源产地，由矿区周边居民承受煤灰、空气污染、健康与土地等环境成本。中国资本深度参与印尼镍产业，更使这些燃煤项目与北京倡议的“绿色丝绸之路”及海外绿色投资承诺形成值得追问的落差。
中资镍业背后煤电密布 村民生活遭煤灰包围
在中国资本深度参与的印尼莫罗瓦利工业园区（IMIP）周边，庞大的镍冶炼产能背后，是同样庞大的能源需求与燃煤发电设施。邻近园区的拉博塔村（Labota），正承受这套产业模式最直接的环境代价。居民努尔贾娜（Nurjana）的住家距离运煤驳船停泊的海岸仅约50米，另一侧则是园区的燃煤发电设施。煤烟、机械噪音、震动与飘散的煤灰，早已成为居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她形容自己的处境：“我们前面是煤电厂，后面是载煤驳船，我们完全被煤炭包围了。”
煤灰更直接侵入居民的生活空间。报导描述，细小灰尘不断落在屋顶、地板与家具上，当地妇女过去一天打扫一次，如今有人一天甚至必须清扫多达九次。对居民而言，煤炭带来的污染不再只是远方烟囱冒出的烟，而是每天落进家中、吸入鼻腔与肺部的现实。
与此同时，当地呼吸道疾病问题也引发高度关注。报导引述官方数据指出，2024年中苏拉威西省记录近34万宗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较前一年增加近9%；其中约6.6万宗出现在莫罗瓦利工业园区所在的巴霍多皮（Bahodopi）地区。当地卫生官员表示，随著工业活动扩张，莫罗瓦利的呼吸道感染及其他与环境相关的疾病明显增加。
这些数字未必意味所有呼吸道病例都能直接归因于煤电或镍产业，但对长期生活在煤灰、工业排放与重型运输环境中的居民而言，健康疑虑已不是抽象的环保议题。从一天反复清扫煤灰，到外出必须戴上口罩，所谓产业发展与能源转型的环境成本，正具体落在一个个家庭的日常生活之中。
热废水改变近海生态 渔村传统生计受冲击
中国资本深度参与的镍业园区所带来的环境压力，并未止于陆地。除了煤灰与工业排放影响周边居民生活，为镍冶炼及相关工业设施服务的能源与基础建设，也使污染压力延伸至沿海地区。帕鲁妇女团结组织（SP Palu）2025年的报告指出，工业设施排放的高温废水进入海洋，使周边近海水温升高；当地渔民也反映，鱼群逐渐远离原本的近岸渔场。过去居民在住家附近海域便能捕鱼，如今一些渔民必须驾船前往约3公里外的海域，才能维持渔获。
沿海妇女受到的冲击同样明显。当地妇女过去会在近岸采集称为“meti”的食用贝类，既供家庭食用，也能带来收入。然而，随著煤炭运输与相关码头设施进入沿海地区，原本采集贝类的滩地受到破坏，这项延续多年的生计来源也随之萎缩。部分妇女如今甚至必须搭船前往其他岛屿取得过去在家门口便能采集的贝类，每趟还要额外支付约6万印尼盾（约3.38美元）的交通费。
这种改变看似只是“多航行几公里”或“多付一笔船费”，对依靠近海资源生活的家庭而言，却意味着生活成本、时间与风险同时增加。更深一层的损失，是原本建立在海岸、潮间带与社区之间的传统生活方式，正随著工业区向海岸扩张而逐渐消失。
当原有渔获与采集收入难以维持，一些妇女开始另寻收入来源，有人捡拾废弃塑胶瓶出售，也有人利用房屋出租房间。中国企业与印尼合作伙伴投入巨额资本，在当地建立面向全球市场的镍产业链；然而，在庞大产值与新能源需求的另一面，部分沿海居民却不得不重新寻找维持家庭生计的方法。对他们而言，所谓产业升级与“绿色转型”带来的改变，不只是远方工业园区增加了多少产能，而是家门前那片曾经可以捕鱼、采贝和养活一家人的海岸，正在变得愈来愈陌生。
中资深度参与奥比岛镍业 祖居搬迁争议浮现
在北马鲁古省奥比岛（Obi Island），中国企业力勤资源与印尼哈里达集团合作开发的大型镍产业链，是中共资本深度进入印尼镍业的代表项目之一。然而，在这座为全球新能源产业提供镍原料的岛屿上，产业快速扩张的另一面，是卡瓦西村（Kawasi）延续多年的搬迁争议。部分居民拒绝离开世代居住的村落，使中国资本参与的新能源供应链与当地居民土地、生计及社群权益之间的矛盾浮上台面。
企业与地方政府表示，新定居点提供住宅、水电、学校等基础设施，希望借此改善居民生活条件。但对世代依海而生的村民而言，问题并不只是新房子是否更加现代。新定居点距离海岸约1公里，意味着渔民与原本赖以维生的海洋之间多了一段距离；搬离旧村，也意味着离开祖先留下的土地以及长年形成的生活环境与社群关系。
截至2026年，仍有上百户居民选择留在原有村落。村民努尔哈雅蒂．朱马迪（Nurhayati Jumadi）在雅加达一场记者会上表示，土地补偿与搬迁安排存在争议，并指企业最初未愿意为土地支付补偿，后来承诺的每月补偿也没有依约落实。她拒绝搬迁，并说出村民最深的顾虑：“我们拒绝搬迁的首要原因，就是我们不想用祖先留下来的土地去换钱。”
这句话也点出了大型资源开发中最难以用金钱衡量的问题。对企业而言，土地可以计算面积、评估价格并支付补偿；对世代生活于此的居民而言，土地却同时连结著祖先、家庭、生计与社群记忆。当镍成为全球能源转型争相取得的关键矿产时，卡瓦西村居民所追问的其实不只是“一块土地值多少钱”，而是另一个更根本的问题：谁有权决定一个社区应该为产业发展付出什么代价？
镍矿创造巨额财富 谁在承受“绿色”代价？
全球以能源转型之名加速推广电动车，对镍等关键矿产的需求也随之攀升。中国企业凭借资金、冶炼技术与庞大产能，深度进入印尼镍产业链。然而，当电动车在消费市场被视为减碳与“绿色转型”的象征时，供应链最前端呈现的却是截然不同的景象：炼镍所需的庞大电力仍高度依赖煤炭，煤灰进入村落，沿海居民的传统生计受到冲击，土地与搬迁争议也伴随工业区扩张而浮现。全球能源转型降低的碳排与创造的经济利益，与产地居民承受的环境成本，并没有落在同一群人身上。
庞大的投资数字，更凸显这种发展模式背后的利益落差。中苏拉威西省2022年吸引近75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成为当年印尼吸引外资最多的省份之一，镍矿开采与冶炼正是重要推力。然而，资本大量涌入并未使当地居民等比例分享产业繁荣。相关资料显示，当地贫困率改善有限；与此同时，部分工业区周边社区却必须面对煤灰、健康疑虑、渔场变化、生计受损与土地搬迁等压力。
这正是“公正转型”（just transition）最尖锐的问题：如果一场能源转型让企业取得资源与市场、政府获得投资与出口收入、全球消费者享受较低碳的交通工具，却把采矿、冶炼与燃煤造成的部分环境和社会成本留在资源产地，那么“绿色”究竟描述的是整条供应链，还是只描述了供应链最终端呈现在消费者眼前的产品？
这个问题对北京尤其尖锐。中共政府一方面倡议“绿色一带一路”与海外绿色低碳发展，另一方面，中国企业深度参与的印尼镍产业链，却仍与庞大的自用煤电需求相伴。中共政府并非印尼所有环境与社会问题的唯一责任方，印尼政府与当地企业同样是这套发展模式的重要参与者；但当中国资本已成为印尼镍产业扩张的重要力量，北京所宣示的“绿色”海外发展，就不能只看最终生产了多少新能源原料，也必须面对这些原料究竟以什么能源、什么环境代价生产出来。
于是，前面那些看似分散的故事——一天反复清扫煤灰的家庭、必须驾船到更远海域捕鱼的渔民、失去近岸采贝空间的妇女，以及不愿离开祖先土地的村民——其实都指向同一个问题：当镍矿带来的财富沿着全球供应链流向企业、市场与政府时，污染与生活方式改变的代价，又留给了谁？
这也使《对话地球》报导提出的那句质问，有了比任何投资数字都更沉重的分量：这场以新能源与绿色发展之名推进的产业扩张，究竟是为了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