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22日，新疆某网安大队向库斯拉甫乡派出所推送一条关于“法轮功”的线索，在库斯拉甫乡中鑫矿业附近有人向七个江苏号段群发“法轮功”信息。2017年10月24日库斯拉甫乡派出所根据线索在排查过程中，发现了被告人宋志刚和工友赵某在库斯拉甫乡3村辽宁核地质调查院住所附近的山洞内，并从山洞内搜出法轮功书籍2本、手机3部、U盘1个等物品。经网安大队鉴定，在宋志刚白色ZTE手机中发现“法轮功”内容的音频一千多个、电子书2个、翻墙软件1个、自动拨打录音电话软件，还有三千多条“法轮功”信息的发送记录，五千多条“法轮功”电话拨打记录，在COOLPAD手机中发现“法轮功”文本信息多个、图片2张，在U盘中发现“法轮功”音频九百多个。
新疆阿克陶县法院（2018）新3022刑初122号刑事判决书，以所谓“利用×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判处宋志刚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
很遗憾，我们无从得知那些音频和电子书的内容都是什么，但一定是让中共试图封锁的真相。
1964年出生、小学文化、靠打工谋生、独居，时年53岁的宋志刚，只因手机与U盘中存有法轮功音视频，并被认定发送短信、拨打电话，就被处14年重刑。透过这份判决，可以清楚地看到侦查、起诉、审判各个环节中一系列难以回避的法律问题。
一、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刑法》第三条确立罪刑法定原则：“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第三百条所规制的核心是“破坏法律实施”，其构成要件在于：行为人主观上具有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破坏特定法律实施的行为。
然而纵观全案，判决自始至终未能指明宋志刚究竟破坏了哪一部法律的实施，只是罗列其持有资料、发送信息的数量，便径直推定“情节特别严重”。持有、传播某种信仰资料，与“破坏法律实施”之间并不存在当然的等号。
判决以民政部、公安部对“邪教”的认定以及两高司法解释作为定罪依据，然而行政机关的认定属于行政行为，司法解释亦只能在法律框架内作出解释，二者都不能替代立法、创设新的犯罪，更不能突破罪刑法定的边界。
更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令已经废止了查禁印刷法轮功类出版物的相关规定，相关出版物在形式上早已不属于非法出版物。以持有、传播此类资料入罪，其前提本身就站不住脚。
二、据以定案的证据远未达到“确实、充分”。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要求，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并且综合全案证据已排除合理怀疑；第二百条更明确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
本案中，在案证据只能证明涉案手机内存有拨打、发送的记录，却无法证明这些操作确系宋志刚本人所为；多名工友的证言均证实，未曾见其发送短信或宣传，仅有一人提及他说过“法轮功可以强身健体”。这样的证据结构，即使从中共自己的角度来说也是属于误判。
三、非法证据未被依法排除。
宋志刚当庭供称，侦查人员在侦查过程中存在打骂行为。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以及最高法院相关司法解释，法庭对于可能以非法方法收集的供述，应当启动合法性调查，并依法予以排除。然而判决对此既未调查，也未作任何回应。
四、检察机关未尽法定的审查与证明义务。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要求，检察院审查案件必须查明犯罪事实、情节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第五十七条规定，对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线索，应当进行调查核实；第五十九条则明确，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承担证明责任。
面对被告人关于刑讯逼供的当庭指控，既未见检方履行任何调查核实的职责，也未见其就取证合法性举证证明。检察监督形同虚设，起诉与审判由此层层失守。
五、量刑畸重，背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刑法》第五条要求，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即便退一步，按照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对一个发短信、打语音电话的老人处以14年重刑，也已明显违背原则。
更根本地说，本案直接触及公民的宪法权利。《宪法》第三十五条保障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第三十六条明确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第四十一条则赋予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申诉、控告的权利。以信仰入罪，与宪法所确立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