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6日，《信报》创办人林行止安详离世。早在1984年，他已用“乌龟背蝎子”的寓言揭穿中共的控制本性，以半世纪健笔见证香港文明兴亡。（全球退党服务中心）
2026年9月6日，《信报财经新闻》创办人林行止，本名林山木，在家人陪伴下安详离世，享年86岁，也有部分文献记载他享寿88岁。讣闻传出，香港各界以“香江第一健笔”的美誉送别这位传奇报人。但如果我们只把这件事，当作一位老报人的自然离世，那就错过了他留给后人最沉重的一份遗产。
林行止的一生，恰好横跨了香港从一个制造业港口，跃升为国际金融中心，再到这座“东方明珠”的文明体系被连根拔起的整段历史。他的生命轨迹，恰是一整部香港文明兴衰的缩影。这座城市曾经把中华传统文化的底蕴，与英国人带来的法治、民主与自由理念结合起来，孕育出一个华人世界前所未见的辉煌文明。而林行止用他长达半个世纪的笔，记录了这个文明如何诞生，如何繁盛，又如何在中共的手中一步步走向毁灭。
林行止的生平，是他用一生的观察与书写，为我们留下的一份证词：中共并非一个可以用“理性利益”去衡量、去驯服的政治实体，它的终极目的不是治理，而是控制与毁灭。林行止早在1984年就看穿了这一点，而他生命最后几年所目睹的一切，正是这个预言最残酷的应验。
乱世浮萍——时代受害者的早年淬炼
要理解林行止为何对中共的本质，有着比同代人更深刻的清醒，必须从他颠沛流离的童年说起。
林行止另有笔名史威德，1940年出生于中国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早年曾就读广州旅汕学校和广东汕头华侨中学，有三名弟妹。1950年代的中国内地，正处于政治运动频繁、社会极度动荡的残酷时期。
受此严峻政治环境影响，林家遭遇巨大冲击，林行止甚至一度与家人流落街头，饱尝人情冷暖与体制之恶。这不是抽象的历史叙述，而是一个孩子亲身经历政权暴力的证词。这段早年的创伤经历，成为他日后对中共政权抱持高度警惕与心理防备的根源。直至1960年代初，他只身偷渡来到香港，才终于得以在自由、法治的社会中，过上稳定的生活。
一个从中共治下逃出来的少年，最终在英国人建立的法治社会里，亲手创办了改变一整代人的报纸。这个对照本身，已经是对两种制度最直接的审判。
抵达香港后，林行止于1960年代初期，加入了由查良镛（金庸）创办的《明报》，最初在数据室工作，随后凭借其卓越的文字功底与敏锐的观察力逐渐展露才华。这段经历不仅让他熟悉了报业的底层运作，也让他沐浴在当时《明报》所坚持的文人办报与独立评论的风骨之中，为其日后的事业奠定了基石。
为了寻求更深层次的知识体系，林行止于1960年代中期远赴英国，在剑桥文学及工业学院攻读经济学，并于1965年取得经济学学士学位。在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发源地，他系统性地吸收了古典经济学与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深刻理解了产权、自由市场与法治之间的共生关系。1969年学成回港后，他参与筹办《明报晚报》，并主管该报及《明报》的经济版，开始将西方的经济学理引入香港报业，初露锋芒。
逆市创刊——一个自由文明的建造工程
1970年代初的香港，正处于经济腾飞的前夕，工商百业发展迅速，扩张业务的集资需求大增，华资逐渐崛起。然而，当时传媒界对财经新闻的处理，仍停留在表面行情、股票炒卖与小道消息的层次。林行止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时代的缺口与结构性需求。
1973年，林行止与妻子骆友梅，及传媒人罗治平，共同创办了全港首份以财经新闻为主的中文专业报章《信报财经新闻》。其创办时机可谓极度惊险，当年正值香港股灾爆发与全球石油危机，经济环境一片萧条，市场情绪低迷。
在报馆面临极大经济困难、排版工友甚至需要七折支薪的困境下，《信报》并未迎合市场的投机心理，反而凭借实事求是的作风、客观理性的分析，迅速确立了严肃、专业的报格。1977年，他进一步创办了《信报财经月刊》，巩固了他在深度财经分析领域的权威地位。
从1973年到1996年，他几乎每日撰写社论《政经短评》，分析香港及国际政经形势，1997年起则转写《林行止专栏》。2019年，他更获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表扬他连续多年撰写报章专栏的全球最长纪录。
林行止在评论上最为人称道的革命性贡献，在于他把“经济”从枯燥的财经版市场消息，转化为一种公共思考的方法论。他的文章深入浅出，将汇率、股市、国际政治与制度设计，巧妙地与历史、寓言、文学及掌故结合，教导了整整一代香港读者，如何用经济学的视角看世界：看政策要问诱因，看市场要问制度，看政治口号要问实际约束，看历史承诺要问执行机制。这不是单纯的财经教育，而是在为一整座城市，建立一套抵御谎言、辨识真伪的思维武器。
为扩大《信报》的学理深度，林行止发掘并邀请了众多名家撰文。例如，他邀请经济学家张五常在《信报》连载《卖桔者言》专栏，以卖桔、炒黄牛、灯塔故事这些街头巷尾的真实现象，阐释产权及交易费用理论，开辟了中国经济学散文的新天地。
这种兼容并蓄、百花齐放的评论版面，使《信报》成为香港政商界、金融界及知识分子的必读之物。已故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曾公开表示，他过去每日必读香港的两份报纸，其中之一便是《信报》，且重点阅读林行止的评论文章。
1991年，林行止获英女王颁授官佐勋章（OBE）。2009年，香港大学在第180届学位颁授典礼上，向他颁授名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以表彰他对香港传媒行业与社会发展的卓越贡献。
林行止一生所推动的核心经济与政治理念，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一、制度经济学的在地化。他强调法治、产权保护与自由市场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把高斯（Ronald Coase）的产权理论与交易费用概念引入大众视野，探讨香港的土地政策与劳工法例。
二、积极不干预政策的辩证。他高度认同前港英财政司夏鼎基提出的“积极不干预”，主张政府应有意识地克制，非必要少出手，但在市场失灵时并非撒手不理，需提供法律与基建保障。
三、对资本主义局限的反思。经历2008年金融海啸后，他批评市场自由遭滥用、人性过度贪婪及公共约制不足，对全球贫富差距扩大有深刻反思，强调自由市场必须在法度与纪律下运作。
四、新闻与自由的共生关系。他引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观点，强调香港的成功不仅依赖经济自由，更根本在于言论、写作等公民个人自由，认为新闻自由凌驾于政经自由之上。
这四根支柱，正是香港被摧毁的文明的地基。
乌龟与蝎子的寓言——共产主义终极目的预先揭穿
林行止的卓越之处，不仅在于他深厚的经济学素养，更在于他对极权政治，特别是对中共本质的深刻理解。在香港前途问题浮出水面的1980年代，当多数人对“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抱持乐观幻想，或被中方的政治保证所迷惑时，林行止却发出了最冷峻、最清醒的历史预言。
1984年初，中英就香港前途进行第八轮谈判前夕，英方在谈判桌上节节败退。北京及其在港代理人开始大肆推销“港人治港”的概念，派发“定心丸”，试图诱导舆论支持中国（中共）收回香港。在这种历史的十字路口，林行止于1984年1月13日的《信报》专栏中，发表了题为“乌龟背蝎子过河的教训”的经典文章。
文章借用了一个古老的寓言，不谙水性的蝎子请求乌龟背它渡河，乌龟担心在河中被蝎子螫咬而毒发身亡，因此婉拒。蝎子辩解称，若它螫了乌龟，乌龟沉下水，蝎子自己也会淹死，这种同归于尽的事对蝎子毫无好处。乌龟被这个基于理性利益的逻辑说服，背着蝎子下水。然而到了河中心，蝎子突然狠狠地咬了乌龟一口。临死前，乌龟不解地问蝎子为何要不顾自身安危同归于尽？蝎子无奈地回答：这是我们蝎子的习惯，要改也改不来啊。
林行止以此寓言精准地比喻了北京与香港的关系，蝎子代表中共，乌龟代表香港。当时香港社会与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与资本主义制度，对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及获取外汇有极大的好处，因此外界假定中共基于理性自利，绝不会去破坏香港的制度。
然而，林行止看破了这一点，他指出，中共的干预与领导已经成为其政权运作的习惯，是一种体制的路径依赖。他写道，即使中共答应香港享有很高的自治权，采取特别的政策，从香港人的角度看，有关的政治从属地位一经确定，便等于北京将绳子套在香港的脖子上，收不收绳子的主动权，完全操诸北京领导人手上。他深知中共自上而下的领导作派，明知瞎指挥可能会带来恶劣后果，也会禁不住，非“领”它一下、“导”它一下不过瘾。
这正是共产主义最赤裸的自白。它不为任何实质利益而克制自己，它甚至不需要一个理由才去伤害它所依附的宿主。控制，才是它唯一的、不可更改的天性，即使代价是同归于尽。
为了将这段历史智慧传承下去，林行止的女儿林在山耗时三年，将父亲1975至1984年间探讨香港前途问题的政经短评集结成《香港前途问题的设想与事实》，并翻译成英文出版。2018年7月的书展讲座上，林在山公开引述父亲的话指出，中共可能就是蝎子，即使对自己没有一点好处，仍会不自觉地拖垮香港。
前《信报》主编、时事评论员练乙铮对此寓言进行了深刻的政治哲学延伸，他认为，蝎子违背承诺、不顾死活地螫咬，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不属于常人可以理解的理性范围，这正是“人性”与“党性”的分野。共产党的本质在于绝对的控制权，当它感觉无法完全控制香港时，其体制内在的党性冲动就会压倒一切经济上的理性考虑，最终导致它出手干预并摧毁香港原有的自由体制。林行止在三十多年前的这一洞见，以极其悲剧性的方式，精准预言了日后香港局势的演变。
知识分子的风骨——不肯向极权低头的灵魂
要维持长达半个世纪的客观评论，评论者必须具备强大的道德定力与独立人格。林行止一生奉行文人办报的传统风骨，始终与政治权力及商业巨头保持刻意的距离，以此确保其笔锋的锐利与公允。
林行止的批判精神并非仅针对中共，在港英殖民统治时期，他也绝非一味唱好政府。相反，他的尖锐笔触屡屡令殖民地高官感到难堪。
在第25任港督麦理浩（Sir Murray MacLehose）任期的1971年至1982年间，麦理浩推行了大量急进的社会改革，包括成立廉政公署，推动十年建屋计划等，林行止在《信报》中多次批评其施政冒进、部署欠周全，特别是在1970年代末越南船民问题与1977年警廉冲突上，直指政府的失误与潜在危机。
林行止的夫人骆友梅曾回忆，丈夫的文章令港督麦理浩大为光火，导致《信报》在当时屡屡遭受港府的排挤，错失许多官方采访机会，更被排除在政府的“吹风会”之外。同时，由于其言论时常触及既得利益者，也曾面临商界抽走广告的巨大经济压力。
然而，正是这种“不中听”的言论与不屈服的态度，确立了《信报》不偏不倚的独立权威地位，最终连港府官员，如后来的财政司夏鼎基，也不得不重视他的意见。这段历史证明，林行止的独立性，从来不是选择性的正义，而是对一切权力的等距戒备。
在生活与社交上，林行止极度低调，历年来极少接受传媒访问。2008年，他罕见接受上海《东方早报》访问时，坦言自己为人内向，尽量推却各种应酬，与权贵没有什么交往。他认为，一旦与政商人士见面产生交情，评论时事时便难以保持客观理性，即使朋友日后掌权，下笔批评时也会遭遇人情羁绊，适度保持距离有其绝对的必要。
他形容自己有着强烈的“自我疏离的寂寞”感觉，但他深信，对于需要保持清醒冷静的评论工作者而言，耐得住某一程度的寂寞是有其必要的。这种为了捍卫独立人格而主动选择的孤独，成为他作为“香港第一健笔”最坚实的底色。前《信报》总编辑文灼非评价道，林行止继承了《明报》查良镛的风骨，在当今香港传媒界再无第二人能做到；学者周保松则形容，林行止一生直抒胸臆，极度珍视香港的自由。
时代的转折与及时抽身——智者对灾难将临的预感
作为一名卓越的经济分析师，林行止不仅能看透宏观经济与政治局势，也深谙传媒产业的商业规律与时代局限。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传统纸媒的式微，以及香港政治环境潜在的暗流涌动，林行止夫妇做出了极具前瞻性与理性的商业决策。
随着年纪渐长，林行止夫妇开始部署退出报馆的日常经营。1997年，林行止一度将《信报》的管理交棒给女儿林在山，但自身仍继续撰写专栏。
进入2000年代后，资本市场对传媒业的并购加剧。2006年8月，电讯盈科主席、李嘉诚次子李泽楷，以约3500万美元的价格，购入了《信报》五成的股份。随后于2014年9月，李泽楷进一步购入了《信报》余下的全数股权。至此，林氏家族在产权上完全退出了这份由他们一手创办、经营了41年的报业帝国。
这一股权转让在当时引发了极大的关注与震动。从商业角度看，这是一次极为成功的套现与交棒，而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审视，这反映了林行止对香港传媒未来生存空间的隐忧。
尽管报纸易手，但凭借其不可替代的影响力，林行止依然得以在《信报》保留其专栏，继续他的评论生涯。前总编辑陈景祥指出，在这段产权转移的过渡期内，《信报》评论版依然维持了不看立场、百花齐放的特色；时事评论员练乙铮甚至形容，林行止的专栏成为了新《信报》体制下的“思想特区”。
然而，随着资本的完全掌控与时代大气候的急剧转变，独立传媒的运作空间逐渐受到无形的挤压。林行止的及时脱手，不仅确保了自身家族的经济安全，也避免了日后可能面临的直接政治清算与企业倒闭风险，展现了一名顶尖经济学者在现实世界中的知所进退。
国安法下的低气压与“迟来的道别”——文明毁灭的最终现场
2020年起，香港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发生了剧烈的板块移动。《港区国安法》的实施，彻底改变了香港传媒与评论界的生态，红线处处，寒蝉效应蔓延。身为见证了香港半世纪起落的老报人，林行止在人生最后的专栏生涯中，展现了知识分子最后的倔强与哀歌。
国安法生效后，林行止并未立即噤声，反而多次撰文探讨公民自由、新闻自由与制度崩坏的危机。2020年9月2日，当特首林郑月娥与教育局长杨润雄公开宣称“香港没有三权分立”时，林行止在专栏中痛批此言论乃“香港回归后的特大新闻”。
他直言，香港对中国的存在价值，皆因有把内地的垃圾变为外汇的市场机制，而此机制所以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功能，关键在于以“三权分立”为基础的法治社会。
进入2021年，局势急转直下。6月4日，香港警方首度引用《公安条例》封锁维多利亚公园，禁止支联会的“六四”烛光集会。林行止随后撰文感叹，空无一人的维园，却成为一幅令港人和世人永世难忘的政治风景。
同年6月中旬，《苹果日报》遭警方国安处搜查，包括张剑虹、陈沛敏、杨清奇等多名高层被捕，报馆资产被冻结并最终被迫停刊，创办人黎智英更面临“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重控。林行止对此深感震撼，他在专栏中公开评价黎智英是“重塑香港传媒的重要人物之一”，并断言无论是否有“苹果事件”，在《港区国安法》之下，香港已绝对没有“报业百花齐放的环境”。
在红线模糊不清、“连小骂、温和地和理性地去骂都不行”的一言堂氛围下，香港大批资深评论员，如李怡、王永平、蔡子强等，相继宣布封笔或离港。这不是一个人的沉默，而是整座城市的思想器官被一齐切除。
在《苹果日报》停运约一个月后的2021年7月29日，81岁的林行止在《信报》发表了最后一篇专栏文章，题为“制度有异股市殊途严守法度港股永生”。在这篇绝唱中，他从宏观经济切入，指出奉行自由市场制度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股市理应长期向上倾斜，但世局已变，香港股市与这种趋势脱钩的可能性已渐显露，与西方制度已然“失联”，其主因在于政府“有形之手”已间接介入市场运作。
在文章的最后一段，他以“迟来的道别”为小标题，正式宣布搁笔，结束长达48年零27天的《信报》写作生涯。他平静而庄重地写道，今次搁笔，是“健康条件尚可，在大环境仍有选择自由之下作出的自由选择”。他回顾半世纪以来能直叙胸臆、畅所欲言，既有精神满足，复有实质收获，身心愉快，“但愿往后也能舒心适意过日子”。
这段告别辞，没有歇斯底里的控诉，却充满了无声的抗议与知识分子的尊严。所谓“在大环境仍有选择自由之下作出的自由选择”，实则是对即将失去免于恐惧的自由的一种深层嘲讽与悲凉预警。他深知，“蝎子”已经完全渡河，并开始展露其不受控制的天性。在制度彻底异化、言论空间窒息之前，主动放下手中的笔，是他维护自身独立人格与思想尊严的最后防线。
一个文明的见证与毁灭
2026年9月6日，林行止的辞世，象征着香港一个传奇时代的正式落幕。他的一生，是一部浓缩的香港现代史，也是华人世界新闻自由与经济启蒙的壮丽史诗，更是一份对中共邪恶本性最完整的历史证词。
首先，他开创了香港中文专业财经报业的先河，透过《信报》将艰涩的经济理论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公共常识。他不仅记录了香港经济的腾飞，更为整整一代香港政经精英，塑造了理解制度、市场与法治的思维框架。这座思维框架，正是那个把中华文化底蕴与英式法治精神结合起来的香港文明最核心的资产。
其次，他展现了超越时代的政治远见。1984年的“乌龟背蝎子”寓言，在随后近40年的历史长河中被不断应验。他对中共体制内在“党性”与控制欲的深刻认知，使他从未对极权体制抱有不切实际的浪漫幻想，这种清醒，在过渡期及回归初期的香港知识分子中，尤为罕见与珍贵。
最后，他以身作则，完美诠释了何谓真正的“独立评论人”。从港英时代拒绝向港督献媚并承受打压，到面对财阀收购时的进退有度，再到国安法阴霾下为了捍卫尊严而毅然搁笔，林行止始终保持着与权力的安全距离，甘愿忍受“自我疏离的寂寞”。
林行止的离去，不仅带走了“香江第一健笔”的荣光，也带走了那个允许文人办报、百家争鸣，让一支笔足以影响整个城市政经走向的黄金岁月。他的逾百部著作与无数经典论述，将成为后世研究香港历史、经济发展，以及极权扩张逻辑的宝贵文献。
从1940年代汕头街头那个流离失所的孩子，到1973年创办全港首份财经专业报纸的报人，再到2021年在国安法阴霾下毅然搁笔的老者，林行止用他86年的生命，走完了香港文明从诞生到覆灭的全程。
他亲眼见证了香港如何用中华文化的根与英国人带来的法治之树，长出一片言论自由、产权清明、制度理性的森林；也亲眼见证了这片森林如何在中共的绝对控制欲之下，被一寸一寸地砍伐殆尽。
正如他生前所坚信的，市场的价格或许每日都在波动，但一个社会真正无法被轻易摧毁的资产，是思想的深度、对法度的严守，以及对自由灵魂的坚持。中共或许可以用一纸国安法，让一位81岁的老人放下笔，可以用一次又一次的搜查与拘捕，让一份又一份的报纸停刊，但它永远无法让一个看清了它终极目的灵魂，回头相信它的承诺。
这，就是林行止用一生，留给这个时代最沉重、也最珍贵的答案。
香港的文明，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底蕴与英国法制文明的共同结晶的产物，是人类文明的瑰宝，特别是华人珍贵的财富，香港文明的辉煌是未来华人社会共创文明的宝藏，我们默默珍藏她，待到光明到来时，再放光彩。
转自《全球退党服务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