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行先生丧礼结束后，有幸见到胡菊人先生的夫人刘美美女士，并得到她赠送一本菊人先生的著作《思潮与人物》，内心之欣喜无以言表。本书内容相当丰富，容当拜读后再为文推荐，但因此事，倒回想起我与菊人先生一点渊源。
我与先生在香港时联络很少，可能彼此文化圈子不同，而菊人先生也不是喜欢应酬的人，所以少有机会亲炙他的风采，但我对菊人先生，却早在三十岁来港不久就闻名。
当年初来，知识领域一贫如洗，只能拼命补课，因对文学创作有兴趣，四处找书来读，胡先生的《小说技巧》一书，是我最早接触的文学理论著作。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一本系统性介绍西方现代小说创作技巧的著作，菊人先生将西方现代小说的主要思想和技巧一一详述，深入浅出，令一个懵懂摸索文学门径的人受益极深，它也是香港众多文学爱好者的启蒙读物。后来我尝试写小说，战战兢兢学用一些新技巧，都是从菊人先生这本书中学习得来。
八十年代初我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山路》，投稿参加当年的第八届青年文学奖，竟幸运地得到小说高级组冠军。当年三位评判之一，胡菊人先生之外，还有陈映真和香港老作家黄思骋，可能因为这样，给菊人先生留下一点印象。
多年后薛兴国主政《香港时报》副刊，邀请了一批香港作家共囊盛举，菊人先生一开始就辟一个专栏，后来我也受邀不定期供稿。有一次大陆诗人顾城在新西兰杀妻后自杀，我写一篇短文评论此事，称他是“极端的理想主义，极端的个人主义，极端的心理畸型”，菊人先生看到，还为文表示赞同，但称我为“青年作家”。当时我早已步入中年，看到后觉得好笑，大概菊人先生还停留在青年文学奖印象，没想到我也会变老。
菊人先生在香港时，我们很少交集，只是我也来到温哥华后，才有机会在加华作协的聚会中见面，有几次还同席，但因人多，也没机会深入交谈。后来有一次，我到菊人先生府上拜访，才与他们夫妇多了一些交流。当时谈什么大都已不复记忆，但记得他说过自己的膝盖有点问题，有一边已做过手术，置换了一个金属关节。
胡菊人先生在香港文化界的地位，很多年轻朋友都不太知道，他是香港文化的拓荒者。先生对香港本土文化的贡献，要先从《中国学生周报》说起，这份杂志附属于美资的友联出版社，其背景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成立的亚洲基金会。菊人先生由资料室剪报员做起，勤奋进修，后来升任《中国学生周报》社长（首任总编辑为后来闻名国际学界的余英时教授）。
菊人先生主政杂志期间，以开明、自由与包容的编辑方针，兼容并蓄，鼓励创作交流，成为当年香港文学艺术的最重要园地。要问这份杂志对香港文化的贡献，只要看看它培养出来的一批香港文化人，包括西西、也斯、小思、陆离、蔡炎培、崑南、绿骑士等，后来都是香港文学史上有代表性的作家诗人，他们对后辈的影响，又一代代传承下去，显示《中国学生周报》的源远流长。
没有胡菊人先生的苦心经营，不会有这份周报，也不会有周报培养起来的一代香港文化重镇，至于半个世纪以后的香港文化，也不会有后来繁荣昌盛的局面。
菊人先生的贡献远不只《中国学生周报》，他后来受金庸邀请，主编《明报月刊》十几年。如果说《明报》是金庸的新闻理想，那么《明报月刊》便是金庸的文化追求，前者为俗，后者为雅，前者为对家国大事的即时反应，后者则为对民族文化的执著重建。
菊人先生年代的《明报月刊》，公认是该杂志历史上最鼎盛时期，每月一出版，必受到社会和文化界的高度关注，很多话题在社会上发酵，很多观照与反省，都成为反复讨论的重心，对当年香港与大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产生深远影响。
菊人先生为自己的文化思想，在《明报月刊》孜孜矻矻埋头经营了十三年，后来因缘际会，经台湾报人傅朝枢游说，离开《明报》参与创办《中报》。本来，菊人先生有机会更进一步实现自己的文化理想，可惜傅朝枢始终是一个商人，他很快露出亲中的真面目，以致与菊人先生产生冲突，最终两人分道扬镳，而中报也因此迅速殒灭。
我看《思潮与人物》书前的作者简介，关于菊人先生生平，隐去了《中报》这一段，大概这是一次相当不快的经历，以致菊人先生都“费事”重提，但《中报》生存的短短一年多时间，因胡菊人先生的关系，也广受读者欢迎和重视。
离开中报后，菊人先生与大陆老一辈新闻工作者陆铿合作创办了半月刊《百姓》，又成为当年香港时事杂志的标杆。这份杂志后来发表的陆铿访谈胡耀邦记录，成为邓小平清算胡耀邦的罪证之一，间接导致后来的六四学生运动，大大影响了中国当代历史进程。这些都与菊人先生的苦心孤诣分不开，他对香港新闻文化的贡献，对中国当代历史的影响，都是我们应该认真记取的。
香港本土文化不是平空产生的，是一代又一代香港文化人，辛苦遭逢下坚忍不拔披荆斩棘的结果。今日中共践踏香港，愚弄香港人，也正是从偷挖香港传统文化土壤入手。一批贪婪官商和无耻文人，正充当中共打手，把传统香港文化连根拔起，在这种形势下，缅怀我们的文化前辈胡菊人先生，更加有现实意义。
胡菊人先生一生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出入古今，横跨华洋，他与他们那一代的文化巨人，开创下来的香港文化局面，应该永远保存下去，发扬光大，它是香港人安身立命的根基。
胡夫人刘美美女士在赠书中附了一张卡，上书“见书念故人”，令我阅之心酸。很多对我这一辈有影响的前辈文化人都已经不在了，他们开创的香港文化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戕害，世道如此，令人歔欷。但我们仍不可轻言放弃，应记取前人的辛苦担当，尽我们的能力，保存香港文化的一脉心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