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0月的去农村虽然不是我第一次下乡，但是它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至今难忘。
这一年，从夏收就开始发烧，特别是在农村，为了迎合“大好形势”和证明反右斗争与全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所取得的伟大成果，农业必须获得大丰收。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苏联第一个成功地发射了地球人造卫星，这个“卫星”遂成为最先进、最高水平的同义词，也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包括中国）的骄傲。当时各行各业动不动就要“放卫星”，其意为，他们创造了不同凡响的新纪录。农业产量的第一个“卫星”就是河南省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放的。1958年6月，《人民日报》刊登了这个公社小麦亩产2105斤的新闻，从此，各地的“卫星”一个比一个大，一路高升，最后亩产小麦近万斤。秋收时，水稻的亩产量更是一路攀升，到了9月份，《人民日报》头版已经有了这样的大标题“广东穷山出奇迹，一亩中稻六万斤”。正是在这种氛围中，我们下乡参加农业大跃进。
我们这些高中生还是不辨菽粟的十六七岁小青年，看到这些消息自然是十分兴奋的。下乡再一次点燃了我们投入这个伟大运动的热情。这时是白天热、夜里凉的九月。我们按照军事编制，高唱着“一天等于二十年”“江南丰收有稻米”等革命歌曲，日夜兼程，徒步到农村去。十六七岁正是贪睡时期，有的同学走着走着便睡着了。我也是懵懵懂懂，似睡似醒，只有那高昂的歌声：“江南丰收有稻米，江北满仓是小麦。高粱红啊棉花白，密麻麻白云盖地天山外”至今仍在我的脑中回荡。
到了劳动的目的地，我们有些失望了，农村还是老样子，和以前我去过的农村差不多，只在干活的现场插了一些红旗彩旗和增加了些锣鼓伴奏罢了。
带队的教导主任和生产队长布置劳动任务时才使我们大开眼界。原来我们具体干的活是深翻土地为明年小麦丰收做准备。我们翻的这一块地，是普通地块，只翻1尺5寸深，明年亩产万斤小麦。另外一块试验田深翻1丈2尺（那时北京水皮浅，有些地区挖下2尺就见水），由老乡们自己“翻”（实际上已经是“挖”了），那里明年亩产小麦120万斤。我们当时年龄小，又没有农村生活的体验，不知道这120万斤到底意味着什么。只是听着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人民日报》所披露的数字，令人惊讶。给我带来麻烦的是深翻土地用的铁锹是“撮锹”，这种铁锹的锹头很像撮土的簸箕，宜于撮东西，而不宜于向下翻地和挖土。
深翻1尺5，要垂直挖两锹深才合乎标准，有的负责监督的老师时常用草棍量。用撮锹要达到这个标准是很困难的。学校又在同学之间搞竞赛，年轻好胜，谁不希望跑在前面呢？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改良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嘛。于是，我和另一个同学借了把锤子把“撮锹”砸直，把它改造成为“挖锹”（这种撮锹可能也是大跃进的产物，钢口特软，用锤子一砸就直），果然翻地的进度加快了很多。但这样一来，我们闯了大祸，被视为破坏劳动工具。在下工后的学习会上帮助我，让我谈一谈到农村参加农业大跃进的体会。
说实在的，到了农村后没有我们原先想的那样浪漫、那么激动人心。我们睡的还是土炕，烧的还是柴锅，吃的还是白薯玉米，屋里还是没电，点了一盏煤油灯。这些唤不起“共产主义是天堂”的意识，感到没有什么可说的。我想了一想，说，我们在学校听生产队长讲，有3尺长的黄瓜，1尺多长的玉米，可是也没看到。这话现在听是没什么问题，在当时说出来，已经有了怀疑“总路线”、“大跃进”的嫌疑。于是，参加我们“排”（因为组织军事化，所以“班”都称“排”）学习会的教导主任对我的发言有了兴趣，本来他是要批判我破坏劳动工具的，这时不谈这个问题了，本着“引蛇出洞”的精神，问我，还有什么想法，比如我们这次下乡、深翻土地等等。
当时我不到十六岁，又生长在城市之中，根本不了解翻地在农业生产中有什么作用，但120万斤这个数字令我很好奇。劳动休息和同学闲聊时便问120万斤小麦到底有多少东西。在旁边指导我们翻地的一个农民插话说，一麻袋才装200斤小麦，小麦还别太干了。农民提供的这个基础数字到了我的脑子里，马上我就想到120万斤可以装6000个麻袋。北方装粮食的麻袋，大约是宽2尺，长3尺，盛满了粮食的麻袋码在地上，占面积约6平方尺。一亩地是60平方丈，合6000平方尺，也就是说一亩地可以码放1000袋小麦。1000袋可装小麦20万斤，120万斤小麦如都装入麻袋，码放在一亩地中，则要摞六层。这样一算，120万斤小麦要占多大地方在我的头脑中清晰了起来。于是，我说，一亩地怎么能产120万斤小麦呢？它要装6000个麻袋，这6000袋就是平码在地面上要堆六层呢？这位老师又问我，你是认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了？我补充了一句，什么样的麦秆能把这六层麻袋挺起来呢？说到这里，突然沉默了，主持会的老师好像怕我再说下去就会毒害同学一样，便匆匆宣布散会。
第二天，白天还照常劳动，晚上开会学习。当时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开会往往比干活更重要。吃完晚饭，当我们蜷踞在土炕上等待开会时，我才感到与往常气氛不同。不仅排长严肃（就是我们班的班长），而且，连长、指导员也来听会。九月的天气，残暑未完全消退。我们是男生班，晚上开会同学们都穿着背心裤衩，然而连长、指导员全是女生班的同学。她们见到我们这个样子，大家都很尴尬。她们也只好坐在外屋隔着帘子听我们开会。我感到很滑稽，不由得脱口说出：“还有垂帘听政的啊！”不料这也成为我的一个罪状。这天晚上的发言好像都是经过准备的。同学们纷纷批判我怀疑“总路线”、“大跃进”。并用毛主席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中所说的中国人多、议论多、干劲大，可以创造出人间奇迹来。我还没有经受过革命的大批判，这是第一次，不习惯，不免要为自己辩解，和革命群众顶撞。最后是不欢而散。连长宣布说我态度不好，明天接着开辩论会。中国的词、特别是政治范畴（包括其他禁忌较多的领域，如性领域）的词，一个词可以有多种意思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意思。从字面上看“辩论会”仿佛是口舌之争的，可是我在农村看过一次“辩论会”，那种规模、形式、气氛与解放初的“斗争会”、“文革”中的“批判会”没有什么差别。
如果说有差别的话就是话更少，肢体语言更多。被辩论者站在一圈儿人当中，被推过来、搡过去，没有多少人说话。
第二天，刚刚出工，我正盘算着如何应付晚上的“辩论会”，没想到各个连排已经站好了队，仿佛要开全团大会。这时年轻的教导主任在会上板着一副面孔宣布：王学泰和王某某（与我同班的一个同学）到队前来。这使我大吃一惊，因为自上学以来还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待遇：在全校的集会上被拉到同学之前示众。我和王某某慢吞吞地走上了被批判的位置。在众目睽睽之下我们真有些抬不起头来，但心里很乱，不知道是出了什么问题。此时广大同学们也感到诧异，因为那时在中学里还没有开展阶级斗争，对学生的纪律处分也没有把受处分者公开示众的，然而这一切到了“文革”之中就不新鲜了。紧接着那位女连长也走到前排，拿着一张事前准备好的发言稿，在全体同学面前指控我的罪状。我仔细听着，大约包括破坏生产工具、怀疑“总路线”、“大跃进”和党的方针政策，无组织、无纪律等条。并说我影响学校的形象，已经不适于在农村劳动了。大约还有几个同学发言表态，最后是校教导主任以团（军事编制的“团”）领导的身份开除我参加支持农村大跃进的资格，回校反省。当天就由下乡生病的老师把我们押回了学校。
学校里还有一批人在大炼钢铁，这些人大多是师生中的老弱病残。可能是有些难为情，我没有到留校大队去报到，而是去北京图书馆看了十多天书。自然待下乡同学们返校后，又遭到一次“辩论”。不过自此起，我的生活多了一种新的内容，即被他人或说革命群众帮助、批判。
选自王学泰著《监狱琐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