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标”就是反动标语的简称，是文革期间的行话。也许与牛顿力学有联系，力总是对立而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压力越大，反抗力也就越大。反标也是那样，追查得越紧，反标出现得就越是频繁。好像文革之前不大听说有反标的事，文革之后也很少听见说起这事，而文革中一下子就多了那么多。并且据传达说有人深夜开着卡车在市内沿街抛洒反动传单，案情严重，要全市人口（包括革命群众和阶级异己份子）提供线索，并且宣布知情不报者同罪。这样的案件在杭州就发生了好几次，但后来都没有报道破案的。回忆起来那时在我们学校也发生过几起“反标事件”。现在回忆起来有些可以说实在是在庸人自扰。
一起是在学校后门边出现一条用粉笔写的“打倒毛X东”的标语，X是个写得笔迹不甚清楚的字，被报案的人和办案的人想当然地认为是在攻击伟大领袖毛泽东。这是个案情重大的反革命事件，于是立了案。以后公安局调查的结果认定是孩子所为，因为从写在墙上的高度和字迹来看是孩子写的，并且判断那孩子大约是念小学三、四年级的。每个有孩子在杭州上小学的教职工，尤其是那个年龄范围的孩子的家长，特别是个人历史上又有些问题的，都要交代自己的孩子有没有干那样的反革命活动，或者有没有教唆孩子干那样的坏事。
我家的燕仪那时也在杭州上学，幸亏她那时住在城东我母亲那边，平时不到我们学校来，并且年龄还不够上三、四年级，工宣队没有找我的麻烦。后来公安部门向附近的小学进行了调查，最后弄清了，原来是两个小学生吵架，其中有一名小学生名叫毛学东的。他的对手要打倒他，于是写了个“反标”，内容是“打倒毛学东”。那案子最后是怎么处理的没有再说起。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我都是到了以后很久才听说的。因为当时盛行“保密”。譬如有人孩子在杭州上小学，并且常到学校来，那就有牵连了，就得接受调查。但被调查了也得保密。
第二起反标案是有人在校内拣到个捏成一团的废纸。纸上写了一些话，看不出那些话是指什么，当时也不能肯定写的是指什么事。但那纸团立即被警惕性过高的群众交到群众专政指挥部去了。其内容被解释为在反对谁。捕风捉影地就成了“反标”，真有点风声鹤唳像草木皆兵似的。于是全校所有会写字的人都被审查。
那张作为罪证的纸上的字迹的一部分被照了相公布在玻璃保护的宣传橱窗里，要大家都去看。要群众检举揭发那是什么人写的。工宣队还宣布“五类分子”中有能认得出是那是谁的字迹的可以立功赎罪。过了几天又公布出一批人的字迹来，其中有学生的，有教职工的，也有干部的。他们的字迹都与那废纸团里的字迹有某些相似。要大家去认与谁的字最像。
我的字迹与那罪证差距较大，工宣队和造反派没有找我的麻烦。这样闹了几天不再闹了。事情好像是不了了之了。后来听说有一位正靠边的干部承认是他写的，但他说清了写的是什么内容，显然那些话与人们猜测的反标是两回事，不涉及政治内容。然而那干部言之成理，只能实事求是对待。因此也没有给那位干部什么罪名。这事后来就不了了之。
第三起反标事件，发生在学校内某个男厕所里，写的什么话没有公开讲，为了查清是谁作的案，全校成年男子都要被审查。工宣队要求每个人都以蹲着大便的姿势，对贴在墙上的一张纸，以同样的笔写下一句规定的话。工宣队把每个人的字迹收去与反标进行比较研究，以确定谁是真正的作案分子。那场留笔迹的审查是一天晚上放在大教室里进行的。每个人都得那样做，大家排着队一个挨着一个地走上讲台，要蹲下来像大便时的姿势那样留下笔迹。没有人感到紧张，而都觉得滑稽。但又不许笑，因为要严肃对待。蔡堡教授那年大概已70岁出头的高龄了，也得那样被审查，那时他已经几乎蹲不下来仍由两个人扶着以那样的姿势留了笔迹。但以后并没有宣布审查结果，也没有说起抓住过反革命分子否。
第四起反标事件是发生在大操场边的女厕所里的。估计那反标是有人晚上所干的，有明确地反抗意图。虽然发生在女厕所里，是否一定是女的干的也不能肯定。
首先发现那用粉笔写在地上的“反标”的是住在大操场边的保健科楼上的裘医师。她很不幸，是她第一个见到那反标。她是单身的老姑娘，那天早晨一早起来上厕所她就发现了那写在地上的标语，当时她吓了一跳。出于负责的态度她当即报了案。但她的负责态度造成了对她自己最大的不幸。因为后来清查工作没有进展而就怀疑到是她自己作案又报案，于是就把她弄去隔离审查，关在房间里，由两名保健科的造反派老护士日夜看管着她。实际上是逼她承认那反标是她写的。
折磨了一个月，她受不了了，就承认了是她写的反标。但又说不清她是怎么作的案。工宣队和造反派就继续审讯她。而据说后来校革委会、工宣队和造反派那时也已经明白了那反标其实不会是她干的。但仍要教训教训她。教训她为什么不是她干的而后来却要承认了是她写的。
她感到走投无路，只有死路一条了。想到活着已没有什么意思，就想到了绝处。那天晚上她乘看守她的两名护士睡着了，偷偷地把一条围巾（长毛巾？）系在床头两头的床档上，把围巾套在自己下巴上卡住脖子，而把身子往下滑，围巾掐紧了颈动脉，就这样结束了她自己的生命。
裘医师是很勤恳、待病人很和善、对工作很负责的好医生，她生前我曾多次得到过她细心的治疗和关心。对她的死我感到很惋惜和悲愤。从她的死，人们得出的经验教训是万一看见了反标，赶快溜。而不能傻呼呼地去报案。
后来校革委会的赵潘水政委在做清队工作的总结报告时，对他在任期间校内因清队和查反标冤死的那么多人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都没有他的事。回忆起来，文革期间校内发生过的“反标事件”有好几起，但都没有抓住过反革命分子而有的却害死了报案的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