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花千树出版社宣布结业，有人在报章撰文缅怀舒巷城和张五常，让我回想起一些旧事，也值得一记。
在香港出版界，花千树是一家特别的出版社，它是张五常独资，基本上不以盈利为目的，主要出版张五常与舒巷城的作品，张五常系列是他在信报专栏的文章结集，舒巷城则是他的旧作整理出版。有一次我向张五常约稿，希望出版他的书，张五常婉拒了，说他的书都要给花千树出版，赚一点钱，用来出版舒巷城的旧作。
据说张五常青少年时代，长时间跟在舒巷城身边，舒巷城多才多艺，张五常深受他的影响。后来张五常学术上出彩，到港大经济系任教授，他就把舒巷城请到自己身边，给他一个助理的职位，领港大的薪水。当年舒巷城在中环写字楼做一般文员，收入当然与港大职员不可比，可见张五常相当念旧，对老朋友舒巷城照顾有加。
张五常请舒巷城在身边工作，主要是为他的中文文稿把关。舒巷城的文字当然没话说，因此张五常在信报的文章，文字都是一流水平，清通有味，把一些财经大道理简化成人人都看得懂的常识。
当然，我们不知道张五常的文章中，有多少成分是舒巷城手笔，不过舒巷城去世后，我再读张五常的文章，不但仍保留原先那种指点江山挥斥人世的风格，也还保留文字那种隽永雅致的韵味，不知道是张五常本色如此，还是他又请了新的“枪手”。
舒巷城是老一辈香港本土作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已经成名，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鲤鱼门的雾》，也是不少学院派教授的研究对象。他也写诗和散文，诗风恬淡口语化，与当时年轻诗人热衷的现代诗不同，有一次他写一首诗，嘲弄现代诗的晦涩，字里行间妙趣横生。
当年我初来乍到，向新晚报和文汇报投稿，舒巷城也在那几个左派文学园地发表作品，因此彼此有印象。后来曾敏之成立香港作家联会，我们又都是会员，因此慢慢熟悉。
舒巷城是少见的有真性情的人，脸上永远有一种孩童般天真的微笑，他性格随和，也喜欢聊天，有时谈兴来了，会即席唱一段粤曲，一边唱一边在桌边打拍子，自得其乐。他与妻子陈月明女士住在鲗鱼涌一幢旧楼，我去过他家，家里清简无烟火气，不知为什么，有一点凄清。
舒巷城去世后，作联会刊做了一个追思特辑，我也写了一篇文章回忆与他的交往。后来花千树出版舒巷城的文集，有一次他妻子约了我们几个朋友，请我们帮手整理他的旧稿，我们也都应约，尽了一点力。舒巷城去世后，张五常安排他妻子到花千树任编辑，用意大概是让她有一份收入，生活不会有问题，足见张五常还是相当有人情味的。
我与张五常本来不会有什么交集，他是大教授，彼此又在不同圈子，但本世纪初我与古剑和舒非得到艺发局资助，主编一份文学杂志《文学世纪》，筹划第一期内容时，我就想找张五常做一个访问。
张五常不是文学界中人，但他的财经文章与林行止一样，都很有文学味道，大可当作散文来读。香港专业界别中，能写好文章的人不多，张五常是其中之一，如果能采访他，请他谈谈读书心得和文学理念，不失为一个好的选题。
我写信给他时本不抱太大希望，因为他根本不认识我，也不知道《文学世纪》是什么杂志，但他居然一口答应。我自己猜想，可能在作联纪念舒巷城的特辑上，他有看过我的追怀文章，所以对我有点印象。
那天对他的采访，印象最深的是从头到尾，他两只脚都笔直架在办公桌上，上身向后仰起，两只手交叉在肚皮上，鞋底对着我。在那一两个钟头内，我就瞪眼看着他那污黑的鞋底，而他居然也没有改变一下自己的坐姿。
我不知道他的同僚和学生来见他，他会不会都以两只鞋底招呼他们，也不知道港大校长和城中权贵来了，会不会也有同等待遇。我与他远无冤近无仇，他犯不着特意浪费时间，约我去当面羞辱我，所以当时我只觉他是一个被人惯坏的、不懂检点个人行为的狂狷之士。我曾经上山下乡，什么肮脏的东西没见过？一双鞋底遮住他的脸，那是他的损失。
访问内容都忘记了，只记得他说一句话，说自己“有料到”，就可以躺在地上和别人说话，这句话在采访稿给他过目时他删掉了，大概觉得太狂妄突兀。在我看来，即使自己真的看别人不起，也大可不必躺到地上和别人说话，那样岂不是把自己摆在别人脚下？
与我接触的林行止先生与张五常相比较，两人的品行天差地别。林先生温文尔雅，令人如沐春风，与张五常的目中无人，恰是两个极端。两人都是人中龙凤，天姿聪颖，问学精进，事业成功，但个人品行之差别不可以道里计，这与天性有关，也与家庭教育有关，也与自我修养有关。
张五常才气纵横，他在国际财经界赫赫有名，他评论各国财经从来都居高临下，口沫横飞。我对财经是外行，但有时不得不承认，他真的有一些别出心裁的创见，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他的摄影作品风格强烈，后来又跟上海书法家周慧珺学书法，自称书法成家了，我不懂，只能说他“八足咁多爪”，沾什么都可以轻松上手。
张五常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是他很早就公开主张，中共应该适度容忍地方官的贪污，因为金钱好处对地方官的工作有激励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贪腐终究成为中共改革开放的副产品，自此尾大不掉，到今日还在作怪，关于这一点，中共不知应感谢他，还是要怪罪他才好。
因为恃才傲物，张五常也不将国家法规放在眼里，他后来被美国政府通缉，罪名是串谋逃税和藐视法庭，因为香港与美国有移交逃犯协定，他长期在大陆居住，自此与香港渐行渐远。
在香港四十年，张五常是我见识过最狂傲的人。他有狂傲的资本，又念旧情，他学有专精，又兴趣广泛，他对社会有贡献，又犯法被政府通缉。只能说，他是一个我行我素禀性复杂的人，把人性善恶都发挥到极致，他是香港殖民地时代的特产，这种人以后都不会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