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７年批斗所谓“章罗联盟”的大会上，吴晗取出当年罗隆基要他转交在香港的民盟主要负责人的密信，其中有坚持民盟自主、不受中共领导的意见。这一揭发给罗以最沉重的打击，也是人们认为吴晗整人手段最狠辣的一例。在关键时刻亮出私人信件公诸于众，并如此横加激烈的鞭鞑批判，吴晗品行如此低劣，如此落井下石、赶尽杀绝的坚决态度，比起９年后姚文元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中对他自己的批判，实在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在看到这段文字的时候，首先联想到的是上世记５０年代的吴晗，是整风反右运动中的吴晗，是急于自相残害最终又自掘坟墓的吴晗，是曾得到一代自由主义宗师胡适的帮助，但却是奴性十足的吴晗。吴晗的悲哀，不止是个人的悲哀，而且是一个民族的悲哀、一个民族知识群体的悲哀；而对吴晗的赞誉，则显示出一个民族知识群体的愚昧与无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