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已无法知晓这些中国人的名字、年龄和籍贯，也无法知晓他们在集中营里具体遭遇了什么——当时的国民政府正因抗击日军侵略而焦头烂额，既无力、也无暇向苏联问责。苏联政府亦料准了国民政府无法放弃苏联援助，故在整个交涉过程中始终持蛮横态度。于是，这约一万名原本安安静静生活在海参崴、伯力等地的中国人，便成了历史上无名无姓的失踪者。 这段历史，也长期处于失踪状态。
前文提到的杀子现象中，有多起恰好发生在“绍兴二十九年到嘉定十六年（1159-1223年）”前后。换言之，若将南宋政权治下存在极重人头税这个事实，与南宋“愚民”宁愿杀子以避人头税这种社会风气联系起来，这六十余年间那相当低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便可以得到很合理的解释。简言之，这种低增长率是南宋政权“取民无艺”暴政的必然结果；也是秦汉三国两晋那些人头税负担沉重的时代里，频繁发生过的事情。不必惊讶，没有意外。
与爱的教育相比，仇恨教育更容易造就统治者所需要的共同体。但仇恨教育并不能让仇恨者真正团结起来，仇恨者不会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敌人，便成为可以互相帮助和倚仗的朋友。只有爱的教育才能做到这一点。人与人之间的稳定连结——友爱、团结与互助——只能来自爱的教育。仇恨教育可以让仇恨者在道德感上产生自我陶醉，实则毒害了人的心智结构，剥夺了人独立于统治权力之外的社会性，使人丧失了与他人建立有效连结的能力，使其不自觉地深陷于原子化的泥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