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的危机，并不意味着规则不再重要，而意味着规则无法承载过多正义期待。 当正义被不断加码，国际法反而最先失去约束力；当道德语言被无限动员，战争就获得了新的合法性。 或许真正激进的立场，已不再是呼吁更多正义，而是重新学习克制。 这正是罗尔斯留给当代世界、却被刻意忽视的政治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