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深度参与“一带一路”的一些发展中国家而言,痛感甚至来得更强。疫情之后,国际经济转差,债务压力陡增。这个时候,他们发现欠中国的外债中商业性援助规模较大,利率更高。遇上美联储大幅加息,使融资成本高涨;再加上自身的财政管理制度欠缺——四个因素叠加,不少发展中国家,一个接一个地面临债务偿付危机,并要求进行债务重组谈判,而坐在谈判桌对面的,往往是中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