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在中国生活并从事记者工作十年。我内心的某种愧疚感驱使着我，去写下我认为需要公开讲述出来的故事，无论那些故事在政治上有多么敏感。我离开北京时开始写一本书，一本关于中共如何在一九八九年血腥镇压抗议运动，以及它如何成功地将这些杀戮从集体记忆中删除的书。我很清楚，这本书会让我很多年都不能再回中国，但是我也同样清楚，这是一个必须讲述出来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