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文革降临，最初，风暴并没有波及到吴祖光头上。当走资派和当权派们统统被揪出来后，又才轮到老右派们。“二流堂”的问题再次被提了出来，这次，堂主已不再是吴祖光了，夏衍成了后台老板。二流堂被政治化了，从开初的思想意识问题，定性为“反党、反革命、反社会主义集团”而受到批判。这次来头就大了，江青亲自抓这个案子，将二流堂的人抓捕关押起来。吴祖光再次下放劳动，新凤霞成了二流堂堂嫂，黄苗子和郁风被关进监狱。盛家伦在反右前病逝，否则，一样逃脱不了。

谭震林虽然地位比龚低，却是“国家政治保卫分局长”，直属中央领导，操握留守红军全体人员的生杀大权。除了对高干动手须报告政治局，处决中下级干部与士兵平民，毋须任何机关核准，只要自己批准自己就行。龚楚深知谭震林为人刻薄冷酷无情.

“在共军攻入县城的三日间屠杀焚烧无辜的男女老幼千余人，男的多遭剖腹剜心，碎脑裂尸，女的多遭割乳劓鼻，刺刀乱刺。血手所及，连七八十岁的白发老人和幼稚的儿童，都不免一死，崇礼养老院被放火焚烧，院中老人逃出者仅一人，其余全部变成了焦炭。不满十岁的儿童，被共军挽到街上当皮球来踢，踢来踢去，以被踢儿童的哀号惨叫为乐事，等踢得将死，才用一条麻绳勒死那儿童，儿童死于这踢皮球的魔鬼手里者，数达二十余人。"

长春围困到底死了多少百姓其实没啥好掩盖的，46年的人口统计是40多万，10月份第一任市长给共产党的报告是17万人。所以当时日本给出的“超过20”万人死亡是比较合理的数字。

尽管在北京大街上你看不见成群的乞丐，也没有一具倒毙街头的饿殍，表面上远没有苏联十月革命后那段饥饿岁月恐怖，社会秩序好得出奇，但每一个北京市民都在挨饿。为多吃一口饭，为少交二两粮票，为搞一点高价的糖块，人们可以绞尽脑汁、机关算尽。

张志新因在公开场合发表自己的观点而被当局打成“现行反革命”，于1969年9月24日被捕入狱，先判处无期徒刑，后改判死刑。在监狱的黑暗岁月里，张志新遭受了令人发指、惨不可言、生不如死的超法西斯的残无人道、灭绝人性的非人折磨。她在狱中被课以重刑，背着18斤背铐，拖着沉重而冰冷的脚镣；她在狱中多次被打，头发几乎被拔光；她在狱中被有人唆使的男犯人强奸、轮奸无数次...

在毛泽东的一手操纵下，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和附件《罪证》，将刘少奇定性为党内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总头目和全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并给他扣上了“叛徒、内奸、工贼”的莫须有的大帽子。

1959年7月，中共在庐山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时已有不少中常委委员认知“大跃进”之不切实际，地方上已有灾情出现，若不纠正，将成灾难，但却无人敢向毛泽东直陈。彭在分组讨论会议上已多次直言，列举地方上报农业生产数字之浮夸，炼钢之浪费。毛发动对彭的批判，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打成“反党集团”。

安徽阜南县的一位内定“右派”，忠厚老实，没有参见提意见的“鸣放”，但革命群众从他三个孩子的名字上找到了“罪证”：分别是爱国、爱民、爱党，单独看，没毛病呀，连起来看，这不是“爱国民党”吗？！他不是右派，谁是右派！

“人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人生追求，但是又都有一个臭皮囊。在正常情况下，人的理想和人生追求在起作用。人是受意识支配的，但是到了挨饿的时候臭皮囊起了决定性作用。人的意识完全让位于臭皮囊，人失掉了任何理想，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吃’。这是一段极特殊的人生经历，一个没有意识的经历，人退到了野兽的状态。”

在其后的运动中，背负着家庭负担的胡思杜惶恐至极，积极向组织靠拢，努力改造思想。根据要求，他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和父亲划清界限、断绝关系的文章，他直接大骂父亲是国民党的“忠实走狗”、“甘心为美国服务”、“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在一系列不解与恐惧中，胡思杜失去了一切赖以生活下去的信念，精神彻底崩溃了，于1957年9月21日晚上上吊自杀身亡，年仅36岁。

一代歌仙陈歌辛经历了抗日战争与国共内战都活了下来，却在中共建政后的“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劳改农场“改造”，最终在那饿死。

虽然不放假，新年还是一天一天临近了。上海话说：过了腊月二十三，白相过年关。但这一年的年关，全国一浪高过一浪的夺权大戏，成了新年俗。“……什么敬神、拜年、请客、送礼、吃喝玩乐，都统统见鬼去吧！我们工人阶级从来没有这些肮脏的习惯。”

8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号召青年学生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8月19日起，一批批北京红卫兵南下到上海串联煽风点火，联合上海红卫兵召开大会，围攻上海市委机关，指名道姓围攻上海几个著名大学的领导们，高喊打倒党内走资派！这时从大学到中学，学校当权派成为大字报的众矢之的，轮到他们被绑上批斗台，戴高帽，坐喷气式，游斗，与其他牛鬼蛇神一起沦为阶下囚。

住了小洋房以后，他又不满足，一套不够，弄了两套。当了中央副主席后，尽管占了上海的房子很少来住，他又感到住在那里不够气派，又搬到一幢独立的三层楼洋房。那个洋房很考究，位于康平路大院的一角，可以从荣昌路独立进出，二楼有秘密房间，看是一面穿衣镜，打开是一个暗道，从暗道走进去，里面有几间秘密房间，这说明随着地位的上升，他对物质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