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中国实行政府或者准政府组织破产制度，学习现时的英国伯明翰（刚宣布破产）、昔日的美国底特律，中国农村是不是将遍布破产村镇？好象也不至于，因为毕竟平均每个村子只摊到130万元债务，至于村里的秩序如何维持，钱多钱少，其实差别不是特别大，因为这些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给村级的项目资金，多是被相关利益集团层层瓜分，落实到村民头上的可能不到一半。如果村委会不能再继续举债运转所谓“项目”，最多就是让村干部这个权力共同体少了一个吸金管道。

对西方的跨国公司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没有用，企业前冠上“跨国”二字，本来就表明该企业追求利润无国界。在美国这种国家，不仅企业会因利益所在对华府的中国政策有不同看法，政府与企业的考虑也很不相同，美国政府的考量是要保护本国企业在技术上有优势与竞争力，但跨国企业在意的是市场。

香港刘梦熊先生8月21日在《联合早报》上发文《问题在经济根子在政治》，以他的身份，文中对现状的批判堪称痛快淋漓，言之切，忧之深于字里行间处处可见。唯有一条，他谈到中美友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并以越南为榜样，称其与美俄等都维持良好关系，希望中国放弃战狼外交，中美继续友好。这可...

即使在中美关系最密切（美国称之为蜜月）之时，邓小平那句“韬光养晦”还是道出了中国对美友好是权宜之计，等到中国强大之后，与美国一争雄长是必然的。也因此，美国的对华政策一到“影响、改变”（NGO大量进入中国）这个层面，中国就毫不犹豫地开始“反颜色革命”（2005年）。

中国家长的人生目标当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课外辅导遭遇团灭，这无异于彻底消灭教育的阶层差异，在一个事实上的等级社会当中，很难获得掌声。中国的教育是举家体制，没有倾家集中资源供养，仅凭公立教育很难进入Top10的大学，优质公立学校附近的普通市民人数有限，这种受益还需要孩子努力，因为目前的教育竞争，学校教育最多决定一半，另一半在于课外辅导的投入。

西方国家当中，只有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是资源国，多数是资源依赖国。俄乌战争后，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陷入失败，主因就是资源依赖国制裁向欧盟尤其是德国提供资源的俄罗斯，变主动为被动；尼日尔政变更加凸显了这个问题：资源国正在扭转全球化以来由资源依赖国话事的不利地位，用经济学术语表达，就是国际资源市场正在由买方市场（定价权在买方）转化为卖方市场。

按道理，民怨集中之行业受到整肃，应该出现“小民鼓掌，咸与称庆”。但从习近平当政以来，所有的反腐反行业腐败垄断行动，舆论基本上两张皮：国内媒体一律叫好，国外媒体则从权力斗争、打击政敌等方面评价，基本无视腐败本身，最后还莫名其妙地出现同情腐败者声浪。到了习近平“反新三座大山”的行动，这种趋势更加明显。

近几十年，世界经济增长依靠美国与中国这“双引擎”。一些西方与日本的经济学家均认为，疲软的中国经济已经让世界少了一个增长引擎；如今中国资本撤离西方可能导致部分国家新增就业减少，也使硅谷等一些地区的企业所能利用的资金池缩水。但是，时光不可能倒流回2016年以前，如今全球产业链“去中国化”的内涵，实际上就是围绕着世界的两极而伸展。

在中国高层看来，这事没那么简单，且不说保密工作自认做得不错，更重要的是这种说法解释不了以下事实：火箭军各层级军官姓名职务，再好的卫星扫描也扫描不到军官们的姓名职务、再大嘴巴的知乎、强国论坛军迷，也没人公布过任职军官的姓名职务，更何况据称是所有军官的姓名职务。

近几十年，世界经济增长依靠美国与中国这“双引擎”。一些西方与日本的经济学家均认为，疲软的中国经济已经让世界少了一个增长引擎；如今中国资本撤离西方可能导致部分国家新增就业减少，也使硅谷等一些地区的企业所能利用的资金池缩水。但是，时光不可能倒流回2016年以前，如今全球产业链“去中国化”的内涵，实际上就是围绕着世界的两极而伸展。

习近平在处理俄美关系上，一度有过摇摆，当他想与美国缓和关系时，“亲美派”秦刚升任外交部长。秦刚在今年4月下旬联合国会议上的投票，是他仕途终结的导火线。因为这一投票既未换来中美关系的缓和，还引发了俄罗斯的不满，也给那些对外交部长位置有向往之心的人提供了口实。这种“误判”当然不能让“定于一尊”的习近平负责，秦刚的命运就这样被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