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朝不愿与正经人合作搞乡村治理，反而愿意与贱人无赖携手，为什么呢？因为正经人不好控制，有道德意识形态自律，有乡里风评压力，流氓无赖怕什么，依附于官府，将自己的利益与官府的利益捆绑在一起，横行乡里而无所顾忌。这样，大清的乡村社会一天天地烂掉了！
土改工作队干部拔冉泽民主持山乡五星村斗争大会时，竟把一位十多岁的地主女儿裤子扎紧，再把黄鳝放进下身去乱钻，还扒光她裤子双腿分开站在两个马凳（木工用具）上用火烧下身，美其名曰“烧飞机洞”。“简直惨无人道！地主的女儿还没成年，有什么罪？这是人做的事吗！”颜恩统说。（根据谭松着《血染的土地》整理）
一出四川方言话剧《抓壮丁》，就把抗战时期的保长定格成欺上瞒下、营私舞弊、敲诈勒索的乡村恶棍，也把抗战时期的乡村史定义成乡保长“抓壮丁”的罪恶史。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我们要问一问，这是真实的历史吗？在被“解放”以...
“这是人做的事吗？”
“这是人做的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