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外交官长期获得中共高层的信任,因此他们更容易接触到政治局层级情报。从上述史料可以得知,1989年的“政治局汇款潮”是有备而来的沉船逃资移民计划,是中共高层长期活在你死我活、鱼死网破血腥内斗恐惧下的本能反应。这点也与瑞士大使诺德曼在1950年代的观察高度吻合:“中共政治局的本能反应是为最坏情况准备逃生口。”中共官员越高层,是越不信共产党——这无异于对中共的绝妙讽刺。
“六·四”事件,是我心中无法磨灭的烙印。童年时,我曾在电视里看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劝学生回去的镜头,却从未被告知第二天的血腥镇压。直到多年后,我才逐渐知道真相,才明白那些青年人不是“闹事分子”,而是时代最勇敢的先锋。中共用坦克碾压人民的那一刻,早已昭示了它的本质——它不会改变,它只会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