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制度成熟，恰恰是敢把问题从道德层拉回到成本层，从口号层拉回到执行层：福利的边界在哪里，移民的规模如何与同化能力匹配，公共秩序的底线如何维护，言论与讨论如何回到诚实的现实主义。没有这些底座，道德越高越像舞台灯光，照得越亮，越暴露地基的裂纹。 欧洲的两次失血，是一堂制度课：文明不是靠自我赞美维持的，文明是靠边界、规则与代价维持的。道德可以提供方向，但治理必须提供支撑。否则，制高点越高，坠落就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