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在读一位时事公号作者朋友推荐的南周当年出过的一本系列小册子《后台》，里面写了很多不为人知的记者采访实录，读之令人深思且唏嘘。不过，现在的南周，也早已不是当年的南周了。从前的南周，是骨气担当，是群众代言，现在的南粥，是鸡汤达人，是八股神仙。如今的南方周末，不如改叫南方知音吧。那时，他们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现在，他们却总有一锅白粥让我们消灭味觉。
坚持为公共利益发声的自媒体，因为不可避免会触动一些权势阶层的利益，被禁言几乎是注定的宿命，时间长短不同而已。每次禁言相当于一次“有期徒刑”，到期后自动释放，并不能反映什么特别的信息，没必要去过度解读。作为创作者，遭遇这种事本质上是屈辱的，并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区别是，有的创作者会遭受打击走不出来，有的则会心平气和对待，等到有机会发声时依然保持高质量的输出。
又一个医生可能要背上“造谣者”的重压。这正是这次疫情让我最难过的地方。让人讲真话，天塌不下来；不让人讲真话，天就迟早要塌下来。上一次我写了一段话，被消失了，现在重复一遍：“武汉需要很多治疗身体疾病如肺炎的医生，但同时，更需要许多治疗社会疾病如*患的‘医生’。社会医生工作到位了，身体医生的工作就少了。日常烟火的病人难寻，比烈士万千英雄辈出好得多。如果人人都坐等局面走向不可收拾，那就真的会不可收拾。”
对于许多人来说，拥有特权如同得了一种“肿瘤”，很容易导致大脑损伤，因为，被特权腐蚀者，会失去某些心理能力——比如设身处地理解他人的共情力，还比如，让自己远离风险的警惕感知能力。这就是特权悖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