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让全球资本害怕的，不只是这部法规本身，而是它传递出的信号——中国经济治理正在进一步“安全化”“政治化”。也就是说，企业未来面对的，不再只是税务风险、劳动力成本和市场竞争，而是国家安全叙事、地缘政治忠诚、政策服从度和是否“配合外国遏华”。一旦企业感觉商业问题随时可能变成政治问题，那么资本就会天然趋向撤离。因为资本可以接受成本高和利润低，但很难接受不确定、不可预测和政治定性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