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主导修订《国防动员法》，所建立的社会资源征收征用和全民动员能力，也未必只能用于传统意义上的对外战争。在严重国内危机、社会动荡甚至政权内部冲突情况下，这套国家动员机器同样可能发挥作用。 由此，我们更应该追问的是： 当备战逐渐成为一种国家治理方式，当外部敌人、国家安全和历史使命不断成为集中权力的理由，中国究竟是在为一场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准备，还是已经借“准备战争”之名，完成了另一场更深刻的政治转型？战争也许尚未到来，战时体制却可能已经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