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在大连海关工作。为了迎接新中国成立,每位干部都写了一份《对苏联看法的思想演变过程》思想汇报,时隔八年,这份汇报成了我反苏反共反人民的罪证,我被打成右派。此后二十多年,我一直努力为自己翻案,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因此,我后来受人之托,到上海著名的大右派孙大...
最初罗隆基并没有体会到这种差异,只以为同为右派,待遇理当一视同仁。直到有天参加民盟学习会,散会后,罗隆基站在民盟中央朱红大门的一侧,发现走出门外的章伯钧,居然有小车来接,是一辆美国的老“别克”,顿时百感交集,内心如同打翻了五味瓶。他眼睁睁看着章伯钧上了轿车,驶出视线,才挪动脚步,慢慢拐出了胡同。一回家,他就立刻打电话给章伯钧,气呼呼地说:“伯钧,看来先低头认罪的人,还是得了些好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