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这些历史细节，这三位亲历者在1951至1952年间作出的决绝选择，不仅改变了自身的人生轨迹，也折射出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界和专业精英群体的复杂心态。他们原本大多愿意留下来观察和参与新的时代，但最终选择离开，原因并非单纯出于物质考量，而更多源于对政治环境、学术自由和个人尊严的重新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出走既是个人命运的自我拯救，也像是一种时代预警，提醒后来仍对新政权政治前景抱有乐观期待的人们，理想与现实之间，往往存在着难以弥合的距离。
李克强担任总理的10年就这样过去了，没有政治改革，中国走回集权、个人崇拜，走上开倒车的路途；在经济方面，“李克强经济学”也难以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