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时进知道土改大局已定，悲哀地预言说，政权巩固之后，这个政党就会将农民的土地收回，建立集体农庄，粮食大量交给政府，农民被整体奴役，然后会出现许多问题，会饿死人。孰料一语成谶！”

闹得最大的是分老婆和分闺女。在分房分地结束之后，土改积极分子又忙着分起地主的老婆和闺女来。地主都被斗死了，或逃亡失踪了。这些女人被农会干部统统招来，作为财产再分配给村里讨不起老婆的男人。有些地主命大，没被斗死，可他的老婆还是被农会干部强行夺走，再分配给别的男人。《山西日报》记者鲁顺民在《“左”倾风暴下的黑峪口》一文中说：“不仅仅地富和斗争对象的女人被分配掉，就是富裕中农也不例外。富裕中农冯万礼的闺女就分配给了贫雇农。”

说党员纵容“买卖女人”是缺乏党性似乎不妥，我党早在陕北当“受境外势力指使的反政府武装”时就已贯彻了“没老婆抢一个”的朴素共产主义理想了，陕北民歌《白马调》原版歌词就应证了这一点：“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的粮。待到打下榆林城（呼嗨吆）一人一个女学生！”曲调那就更出名了，它叫《东方红》。

说起那些年不让过春节的事，有网友感到很惊诧“啊？竟然有这样的事情？”。没错，真是这么回事。1967年文革后的第一个春节，要求破旧立新，过一个所谓“革命化的春节”，结果那年春节没放假。有些买了车票回家的，都把票给退了。拐卖来的妇女占全村已婚青年男女的三分之二，这句话最恐怖，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结婚的男青年，三个里有两个参与了拐卖这一行为。

好不容易建立新中国，结果新中国饿死的人比抗日战争牺牲的还多；战死上千万同胞推翻中华民国，却发现国民党比共产党更人性文明；发现当初的四大家族，其实还没有现在我党的处级干部有钱；党官带领我们反美反西方，却发现他们的后代全都移民美国了。还有什么比中国人更悲催？

西门庆被武松揍了一顿，然后跑到你跟前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哭诉武松多么坏，下手多么狠，灌输你对武松的仇恨，但是却绝口不提武松为什么会揍他，你听了西门庆的一面之词之后、不去找武松核实、不听听武松的申辩，而是片面取信了西门庆的控诉。西门庆的这篇控诉，名字叫做《中国近代史》。

你知道中央有这么一个21号文件吗？这个文件颁发的背景是无数下乡女知青被权力者强奸（诱奸）的血泪。历史证明，现实也说明，中共会犯同样的错误，一次又一次，是体制决定的。

俄罗斯历史学者潘佐夫用苏联解密档案揭示，毛泽东早年在巩固其中共党内权力的过程中一直受到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支持，而且斯大林当时在中共高层还安插了他的耳目，从而更容易了解中共的一举一动。

【好人难当】在这个党的高层中，既积极按毛泽东的授意整过别人、又未被别人按毛泽东的授意整过的人，似乎就只有康生一人。可是，此人最终被本党亦被世人公认为大奸大恶之人，堪比李林甫、魏忠贤之辈。也就是说，在毛泽东主政时的这个党的高层政治角逐中，最得逞者竟是最歹毒者。

一九五八年，全国有六千多万人上山炼钢铁，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山西在太行山里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高炉”：把百米高的峡谷两头堵上，整个峡谷成了炉体，一层木头一层矿石，一直堆到山顶。一点火整个峡谷山头火光冲天，昼夜不熄。烧出来的废渣烂铁使山头变黑，十多年后还寸草不生。

蒋介石台湾土改，用钱买地分给无地农民，始终没有杀害一个地主富农。蒋经国在台湾推行民主宪政，从此还政于民。而在海峡对岸，原以为杀死地主富农就可以获得土地的农民，最后连自己已原有的土地也不在属于自己。以为推翻蒋介石“独裁统治”就可以实施民主的人们，今天连当年曾拥有过的权利也不再拥有。

毛泽东说习仲勋是坏人、关进监狱16年；毛说刘少奇是坏人，打倒、整死；毛说管军队的彭德怀、贺龙是坏人，全部整死；毛说公安部长罗瑞卿是坏人，罗瑞卿从楼上跳下去摔断腿……毛刚死、国家就宣布这些人其实都是好人。问题来了，那TM的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坏人？

1949年后百废待举，到处需要钱，新政权入不敷出，捉襟见肘，财政危机相当严重。军事方面，西边要进藏，南边要打海南岛，东南准备攻打台湾，北边要抗美援朝，几百万共军军粮军饷从何而来？于是，历史上最大一次打土豪，掠夺最富庶的江南农村地主财物的土地改革运动便应运而来了。1950年6月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八大任务，第一项就是进行土地改革。毛泽东毫不讳言，要把土改列为“取得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首要条件”。

红旗出版社1994年2月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中称：“1959至1961年的大饥荒，中国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约4千万人左右。”许多地区还发生人吃人惨剧。海内外学者对饿死人数的估计在3千万到4千5百万之间。

一个跪了太久的人，站起来就会发作恐高症，并且能为下跪找出一万个理由。

【推荐《早春二月》】根据柔石原作改编，文革被惨批，孙道临、上官云珠、谢芳主演，经典、耐看，演民国人物还是那批演员行，现在演那个时代一看就是装逼没那个味，上官云珠拿捏分寸那叫一个准。此片文革遭难，一是江青嫉妒上官云珠，二是萧涧秋从城里带来陈独秀的《新青年》，这岂是中央文革能容忍的。

我一直保存着这张珍贵的图表，感谢辛苦整理出来的网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给大家参考。感慨，知识并没有让这些顶级大师们比我们这些普通平凡的人更加聪明，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他们大多数都做出了致命的错误选择，没有认清打扮成救星的超级魔鬼。

英国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在2014年曾公开文件，显示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港督多次寻求推行民选，但因在北京压力下最终被迫放弃，包括中国前总理周恩来曾向一名英国军官指，任何在香港引入“哪怕一点点自治的尝试”，都会被视作“非常不友善的举动”和“阴谋”。

张艺谋对中国电影官僚制度的复杂脉络、对什么能得到审查员的认可再熟悉不过了。习近平主席本人对张艺谋也持批评态度。根据维基解密公布的一份2007年的电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批评中国电影人没有推广正确的价值观，并特别点到了张艺谋的名字。“有些电影制作人拍电影时，忽略了他们应该推广的价值观。”习近平说。

袁红冰先生在采访中，还给了“红二代”一个明确的定义，即在共党49建政时军队副师级以上，或任地委书记以上官员的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