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新左派”会批评西方竞争性民主:资本操控选举、媒体被资本影响、民粹主义泛滥、政党极化严重。这些批评当然有现实依据,但问题在于:指出西方的问题,并不自动证明另一种制度选的是“上上签”。当我们对“新左派”进一步追问:“谁来监督监督者?”“如果缺乏公开批评与信息流动,国家如何纠错?”“如果社会缺少公开表达空间,医保、教育、劳工等问题如何持续推动?”很多“新左派”就开始变得模糊。
(作者按:我写这篇文章,是为了从政治哲学和政治实践两个方面论证,就国家的政治转型而言,法治及其所保障的个人自由,不可能"先于民主"而达成,而只能"经由民主"而达成。我将特别讨论美国和英国的经验,以期尽量彻底地涤荡"法治或自由先于民主"的迷思;同时还将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