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念兹在兹的是他曾爬到顶峰的岁月,嘴里吐出的尽是梦呓般的文革语言,他坚信“只有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路线才能救中国”,他向习近平进言,“用毛泽东的‘四大武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反腐;”他“希望习近平做毛泽东第二,成为毛泽东苦心营求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接班人;”…… 这就是戚本禹!他人出狱了,所思所想还留在文革拘留所,活着,是一块文革活化石,时刻提醒文革过来人不忘历史继续反思;也让后来者认识什么是文革。如今,他走了,走进他研究了一辈子的历史,成了供后人研究的一块文革化石,这是他对中国的另类贡献。
“文革”初期,曾经有一个叫“首都工作组”的特殊机构,这个机构很长时间一直不为外人所知,却对保证“文革”按毛泽东意图发动及向纵深发展推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更关键的是,它的组建和存在,对刘少奇等所谓中央一线领导,起着实际的震摄及监控作用。也有力地防止刘或其他任何人,有能力和胆量,发动对毛泽东不利的任何形式的“政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