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还在文中立下了几点批评限制：一、有利于团结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种团结。

最后诊断仍是癌变。但癌细胞没有蔓延，是原位癌，可以治疗。由俞葛峰大夫陪同，去苏联进行钴六十放射治疗。毛会后请大家在颐年堂吃了一次饭。医生跟江青说明病情后，江差点崩溃。经由医生们一再保证原位癌可以完全治愈，她才平静了下来。几天后，江便乘飞机往苏联。中南海里不准饲养动物——连猫狗都不准。卫生部和警卫局怕动物会将传染病传染给毛和其他领导。后来江青竟破例养了一只猴子，真是人人奔走相告，惊天动地。

毛晚上睡不着，便找我去闲谈。这一阵子他谈的多半是他对苏联的不满以及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迫切需要。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秘密报告，中国领导人最初对赫的支持声态，而后叫响“集体领导”的口号，批评毛的“反冒进”言论等等，都使毛愤懑不安。他并非真的想放松他手中的权力——实际上他是将这些他称之为“表面文章”的，推给别人去周旋，这样他可以全心全意投入改造中国的大业。

提要：一九七五年，毛泽东失明输液，周恩来患癌，江青、黄永胜、邱会作等高官输年轻士兵的血作为补药增寿。江青对毛的病从不过问，张玉凤耀武扬威。北京的政治局势紧张万分。次年一九七五年一月即将召开十一届二中全会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两个会中将有新的人事布置。政...

他从不重蹈过去的足迹，永远另辟蹊径。无论是在私生活或是在国家大事上，毛总勇于追寻前所未有的途径。毛对历史有特癖，看得最多，常反复翻阅的是历史书籍。他看过很多遍二十四史，因此他惯于用过去来注释现在。他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评论，与我过去的想象完全相反。毛的政治观点中，没有道德的顾虑。我在知道毛不但认同中国的帝王，而且崇拜令人发指的暴君后，非常震惊。毛不惜用最残忍暴虐的方法来达到目标。

我想毛清楚他的精神衰弱根源在生、心理两方面。他也相信精神慰藉的力量。小时有次他病重，他母亲带他到佛庙里去拜拜烧香，毛服下香灰后，就不药而愈。“我反对摧毁佛寺，”毛在全中国“破四旧”捣毁庙宇时跟我说：“乡里农民，小病挺挺就过去了。大病也不一定找医生，拜个菩萨，求点香灰回来吃。你不要小看香灰，给人的精神上的支持可大啊。”

毛保留着农村习惯，从来不刷牙，睡醒后，最多只不过用茶水漱口，叫他看牙医更是比登天还难。我想起，十月一日在天安门上，彭德怀走来同我说：“主席的牙齿像是涂了一层绿漆，你们要劝他刷牙。”毛有几个牙齿，用手指稍压齿龈，就有少量脓液排出。我怀疑毛为了讨厌看医生，天大的病痛也强忍下来，不肯吭声。可见毛是极能耐苦的人。

毛在床上抑郁终日，此时又在构想新的政治战略。五年多前，也就是一九六六年春天，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党内精英凋零殆尽，许多高阶层官员被迫害致死，有些人下放，有些人遭批斗。但真正思谋叛变的人竟是毛亲密的战友林彪。毛在床上辗转了四个月，他决心要那些被他批斗的老同志回到他身边。

毛觉得每个人都该“吃苦”，包括他的女儿李讷、李敏，还有解放后养尊处优的领导干部。大部分的领导干部都是农工出身，数十年来为革命胜利而艰苦奋斗，他们已经吃过苦了。但毛觉得他们在当权之后就逐渐沉迷于城市的奢华生活，意志薄弱。毛认为，如果这些领导干部不再吃吃苦，就会忘记真正的中国。往后那些年中，他让他身边的人——我和领导干部们——吃足了苦。

我的整个世界豁然开朗，天地都为我欢唱，我不再只是个无名小卒。一九四九年我刚回国去见傅连璋时，他是坐着见我的。今天他站着，几乎是奉承般地迎接我。我后来也发现很多高级领导人突然变得很愿意接近我，对我很客气。我已经不是个普通医生了。我为自己感到骄傲。我是毛的专任保健医生。

毛却很有群众魅力。虽然毛湖南口音很重，但语音清晰，语调很富感染力。我的两眼充满了眼泪，无限的民族自豪感涌上心头。我的心目中，毛主席是一位传奇式的“革命领导人”，是一位历史创造者。我离他很近，但是又觉得很远，因为我只不过是个普通医生，当时我可万万想不到以后成了他二十二年的保健医生和医疗组组长。他临终时，我也在他的病榻旁。

直到一九五六年，我做了毛的医生，在一次闲谈中，我告诉毛我这段经历，和我对此人此事的看法。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毛哈哈大笑说：“你这个人真是书呆子，应该懂得人情世故，水至清则无鱼，这有甚奇怪的。我戴的这手表就是重庆谈判时，郭沫若送我的。”

一九七四年的诊断确定，毛的病非西方所猜测的帕金森氏综合症（另称震颤性麻痹），而是一种罕见而又无药可救的运动神经元病（另称内侧纵索硬化症）也就是脑延髓和脊髓内，主宰喉、咽、舌、右手、右腿运动的神经细胞逐渐变质死亡。毛在一九七六年五月中旬和张玉凤一次剧烈争吵中，爆发第一次心肌梗死，六月二十六日则是第二次。第三次发生于九月二日。医生们全都知道死神就要降临，但没有人敢明言。

他号召“学习苏联”，大家学俄语的时候，他不学俄文，而学英文。他自嘲说：“我是言行不符”。他身边所用的知识分子，包括我在内，都是受英美教育出来的人。他决不将由苏联培养出来的人放在身边。毛对蒋介石，虽然终生为敌，但并不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他认为蒋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不俯首贴耳听命于美国。他说：“蒋介石和我都主张只有一个中国，在这点上我们志同道合。”

九三年十月，英国广播公司的纪录片《毛主席：中国的末代皇帝》播映之前，西方新闻媒体就抢先报道了其中李“御医”有关毛皇帝性生活的透露，一时满城风雨。其实，他接受采访时谈了几个小时，而编导者偏偏只选用了那么几分钟，志绥觉得是有欠公允的。这种误导又招致一些人对《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这本书的误解。有人甚至指责他“集中火力大爆毛玩女人的阴私，走三级色情之路。”真是冤哉枉也！

1971年5月1日，毛泽东与林彪、西哈努克亲王夫妇、董必武在天安门观赏焰火全中国此时处于备战状态。毛计划和美国缓和紧张关系。毛对他的接班人和亲密战友林彪越形不满。九大结束后不久，我在一趟南巡中，第一次察觉毛对林的敌意。中南海仍由汪东兴率领的八三四一部队负责...

林彪显然是个怪人，他不仅怕光、怕风、怕凉、怕出汗、还怕水，视水为敌。他每天最多听秘书讲半小时的文件，余下时间全部是独自一人坐在暗室里，如同一具苍白的枯尸，数小时地一动不动。文革开始时，毛泽东的御医李志绥在一次为林彪看病时为之大吃一惊：“这明明是一个精神上不健全的人，怎么能让他来管理国家呢？”

为打倒刘少奇，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毛泽东批复《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及附件，将此前已定性的“自首出狱”重新定性“自首叛变”，将“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材料发至全国，各地旋即刮风“揪叛徒”，从北京到省市地县成立各级专案组，大揪叛徒。

1957年，毛的私人医生李志绥随同毛去莫斯科，看过列宁和斯大林的尸体。两具尸体看起来很干瘪，列宁的鼻子和耳朵都腐烂了，只好用腊来代替。一张医生护理列宁遗体时的工作图片更露出惨状：躺在水晶棺里的列宁肚子里空荡荡，患梅毒大疮的部位是个大洞。

毛整个道德观的核心是：“我”高于一切。他写道：“道德之价值，必以他人之利害为其行为之动机，吾不以为然。” 义务与责任毛概不承认，说：“吾人唯有对于自己之义务，无对于他人之义务也。” 中共不能倒了毛泽东这块招牌，把毛砸烂了，等于否定了中共的历史。 既然毛泽东“一句顶一万句”，把毛的丑、臭都揭出来，那中共无异于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