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本身就像电影的一部分，有一种斯大林式的幽默感，当然和广为流传的各种前苏联段子一样，这种幽默感里有枪声、血泪和死亡。《斯大林之死》就是如此这般的混合物，一部成功的喜剧片，你笑得要死，感慨“我的天怎么会这样”，后来一翻书，“我靠原来真的是这样”：斯大林的死亡过程没错，贝利亚和赫鲁晓夫的明争暗斗没错，连后面清洗斯大林的昆采沃乡间别墅，里头排着队出来的斯大林替身们都严格遵照了史实。
已经有消息说，不许提“豆腐渣”三个字，采访的官员们开始热烈谈论重建，毕竟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我们是不是最善于让一件事“过去”的民族？我去孤儿院，看到那些刚刚成为孤儿的孩子，给他们一人一根我没有吃完的德芙巧克力。电视和报纸上的新闻开始让我不适，大爱，坚强，灾后重建，捐款。在北京时，我一周内捐了三次，到了灾区，一分钱都没有捐。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给中国的官方慈善机构捐过钱。
极权之下，无论是哪个阶层，从根本上来说，都被剥夺了人格尊严。即便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行列，也只有权力与金钱带来的地位尊荣，而非人格尊严；当官的视商人为蟑螂；官员一旦陷狱，也会自贬为粪土。
大学一年级，我看了一套日本人拍的纪录片，《六四真相》。盗版VCD画质粗糙，我模模糊糊记得王丹是个瘦弱的男青年，柴玲那个时候就有点发胖的影子，美丽的梁晓燕老师胸前搭着长辫子（后来我第一次见到她，就遗憾地问：晓燕老师，你的辫子呢？）。纪录片里的鲜血，和我父亲多年来对他梦中情人杜宪的念叨（杜宪，前央视《新闻联播》主播，1989年6月4日晚7时，她身着黑西装，以宣读讣告的语气宣读中共中央决定，后被停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