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要员回忆：以1957年、1958年和1963年这三年正常死亡人口比例，和1959年至1962年4年各省、市、自治区人口减少数，减去正常死亡人口比例外，即是非正常死亡人口比例数，1959年至1962年全国共有9600万为非正常死亡数。

和农村基层干部多吃多占不同，城市里的高级干部和著名高级知识分子，却有合法的特殊照顾。能受到照顾的高级知识分子只是知识分子中的极少数，受惠最多的还是高级干部。高级干部在照顾高级知识分子的名义下享受特需供应。 1960年11月9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国务院副秘...

看了网上最新的两张摆拍新闻照，不由得感叹这摆拍技术是一代不如一代了：报纸那样看不是倒过来了吗？回顾中共宣传史就是一部摆拍的历史。最有代表性的摆拍作品是雷锋，这个无论干什么都走入镜头的雷锋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模范…

1958年到1962年，在没有战争、瘟疫，气候正常的年景，因当年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的过错，数以千万计中国人因饥饿而死。死亡前的饥饿比死亡更恐怖：野菜、树皮吃光了，鸟粪、老鼠、棉絮、泥土都用来填肚子。尸体、外来的饥民，甚至自己的亲人都成了充饥的食品。饿死是最痛苦的死亡方式，是对人体内部的“千刀万剐”。自我消耗、自我分解到死亡大概一个月左右，这个过程非常残酷、非常痛苦，相当于从人体内部“凌迟处死”。

我曾看到一位山西老干部写的数据，说薄一波对山西用人的强力干预，薄不喜欢的人不可能到山西当一把手，山西几乎成了薄一波的“自留地”。当时很不理解，读了阎淮的这段话后就理解了。阎淮的书中写了很多选拔干部的情况。他们在选拔时是很认真的，也选了一些好干部。但是“让我们的子女接班不会挖祖坟”的思想在多处体现。对薄熙成的任命最终还是他老子说了算。青年干部局只能“哑又莫言”。“大佬”说了算的任命制，是中国的一大特色。“大佬”们“举贤不避亲”。有“大佬”们的坚持，哪里还有“伯乐”说话的机会？

邓胡赵体制，是这样的一种体制：胡耀邦和赵紫阳身处第 一线，一个出任党中央领导，一个出任国务院领导。在他们后面，由老人们掌握着重大事情的最终决定权。但是，这种领导体制，有名义权力的人没有 实际权力，有实际权力的人没有名义权力，而且第一线和第二线难免发生矛盾。所以，“邓胡赵体制”是一种不能长期稳定的体制。

邓小平和陈云势均力敌，互相制衡，谁也推不倒谁，谁也离不开谁。一些重大问题，需要两人都同意才行得通。所以，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力量呈双峰状态。由于邓小平是实际上的一把手，这个山峰稍高一些。

赵紫阳六四下台的大背景是文革后形成的双峰政治，即陈云意识形态派系，与主张改革的在中共十二大形成的邓胡赵体制长达十七年的明争暗斗。到六四时，邓胡赵体制瓦解，陈云派胜利。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打算再废江泽民，陈云明确表示，江李体制不能变。薄一波也反对，说“事不过三，你已换了三位领导人了。”)向邓反映了赵紫阳不少问题，但邓小平当场明确表态，“不能倒赵”。而邓回北京后不久即向赵提出要把军委主席职务让给赵，自己完全退下来。杨继绳说，“如果没有六四，赵紫阳将会成为真正掌握权力的党和国家一把手。”

对于高岗事件，官方作结论时，称之为“阴谋活动”和为加强个人权力而进行的“无原则”活动。新华社退休高级记者、《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杨继绳，曾两次访谈高岗秘书赵家梁，解密与中共官方结论不一样的高岗事件。 高岗墓碑在文革中被红卫兵砸掉半截 第一次访谈：200...

面对大饥荒造成的严重后果，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1962年春，刘在与邓力群谈话时也讲到“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可是，大饥荒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在中国国内还没有这样一本书。这不仅是历史的遗憾，也对不起几千万饿死的冤魂。我花了几年时间，终于写成了这本书。这本书也算是几千万饥魂亡灵的一座墓碑，我希望饥饿的亡灵得到安慰。

回到社里已经三点半了。新华社大院里站满了议论纷纷的人群。我吃了点东西后，上了九号楼房顶。从这里听到西单附近枪声大作，喊声震天。还有机枪扫射的声音。不时还闪出火光。这是真正的战争。陕西分社记者卜云彤清晨从西单回来告诉我：今晨6时，在电报大楼附近，一辆坦克从东向西开来，市民唱歌，喊口号，坦克向一群学生猛冲过去，因有催泪弹，学生睁不开眼，后面又有铁栏杆，学生没有躲开，也没有退路。坦克过后，有11具尸体。

“大跃进时期主政的领导，在改革开放后继续担任重要职务，是有可能篡改历史的。”“中央1959年春天就知道饿死人，但不知道严重程度，1959年冬信阳事件以后才知道问题严重。”“饿死人最多是1960年。如果1959年庐山会议不开，可以少饿死2000万人。庐山会议本来是想解决问题，结果彭德怀一封信，7月23日毛泽东一讲话，马上将它反过来了。”“饥荒的原因就是三面红旗，你不否定三面红旗怎么行呢？”“大跃进开始时刘少奇比毛还左。”“刘少奇土改时就很左，四清时也很左。毛说他形左实右。”

继2008年推出两卷本《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后，去年年底，杨继绳先生又推出新著《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也是两卷本，共32章，90万字，也是由香港的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我以为，这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一部文革通史。第一部用中文写的文革通史是...

前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关于文革历史的新书《天地翻覆》目前已在香港上架。杨完成此书后曾被中共官员警告禁止出版。杨继绳在书中表示，文革是一场毛泽东、造反派、官僚集团之间的三角游戏，这场大劫难也带来历史的大补偿，补偿的因素就在文革的四大遗产，包括摧毁了中共意识形态...

杨继绳：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毛泽东、造反派、官僚集团之间的三角游戏，这场游戏的结局是：胜利者是官僚集团，失败者是毛泽东，承受失败后果的是造反派。文化大革命这场大劫难也带来历史的大补偿。而补偿的因素就在文化大革命的四大遗产之中：第一，摧毁了官方长期塑造的共产党和官员的美好形象。第二，摧毁了长期灌输的意识形态。第三，“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把残酷的屠刀在文化大革命中罪恶昭彰。第四，“无法无天”的“群众专政”不仅伤害了普通百姓，也伤害到高层官僚。

在官方文革史和受官方影响的写文革的书中，刘少奇像驯服的绵羊，任凭毛泽东摆布，最后被毛送上绝路。事实上，作为老革命家、历经战争和多年党内斗争考验的刘少奇和以他为代表的官僚集团，从文革一开始对毛就有抵制，刘少奇还没有下台时有“二月提纲”对姚文元文章的对抗；“5·16通知”出来后，又派工作组对抗。刘少奇被打倒以后，有“二月逆流”和“二月镇反”对文革的对抗，有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人对文革的对抗。其间，还有军事官僚集团更为强硬的对抗。

文革是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它是多侧面历史的组合，是多层次斗争的叠加。多种力量、多种角色在长达十年的时间维度和广阔空间维度中反复角逐、多次变换。各种思想、各个群体、各种利益集团之间，既有反反复复的斗争，又互相交织、相互纠结。某一时段上的胜利者，在另一个时段上是失败者；某一个时段上的整人者，在另一个时段被人整。整人的人挨过整，挨整的人也整过人。

我曾见杜老当面向中国艺术研究院来人宣称，如果要把《炎黄春秋》变成《人民日报》、《求是》，《炎黄春秋》可以不办！他要办的是民刊，而非党刊。这种的鲜明自觉，使《炎黄春秋》从众多的文史刊物中脱颖而出，发展成一个启蒙思想的策源地，成为中国人向往民主自由的一面旗帜。那些靠垄断思想、钳制舆论推行愚民政策的权势者，总感到芒刺在背，坐卧不宁，必欲除之而后快。《炎黄春秋》被夺权以后，中国大陆舆论的冬天终于来了。但我还是不免想起雪莱的名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如果这个社会团体的历史有很多不光彩的方面、而且歪曲历史欺骗舆论，那么，真正面对历史，它就可能没有未来。所以，这样的社会团体最害怕面对真实的历史。如果一个政党是负责任的，是有生命力的，是不断进步的，它对过去因政治原因或政治斗争的需要歪曲了历史，它会适时进行修正。《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作出已经30年了，虽然还没有作出新的决议，但在实践中，对这个决议中很多结论已经有了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