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学者傅国涌先生考证，中共当政后不久，康生曾向毛泽东报告说，许多地下党存在严重问题，毛批示了十六个字：“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导致大批中共地下党员在1949年后历经人生的磨难。从“潘汉年案”、“胡风案”到“反右”，到了“文革”，他们已“消化”、“淘汰”得差不多了。 我们无从考证，郭汝瑰的车祸纯属偶然，还是背后有真相。但这代人的命运无不证明了一点——把生命交给共产党无异于交给魔鬼。

zuoyeben666：2025年的9月11日，大概是最近十年最糟糕的911。先看到一位著名的美国人被刺杀，又想到24年前死去的2977人，随后看到一位大陆歌手跳楼而死……很讨厌今天，尽管和以上也没什么具体关系，但我莫名其妙得到了艰难的一天，糟糕的一天。

中共不再掩饰其全球野心，俄罗斯则被战场现实逼上绝路，从过去的军火大国沦为北京的战略附庸。历史的角色，正在错位重演。俄罗斯不敢全面压上，是因为它输不起。中国不敢全面押注，是因为它还要维持可谈可打的模糊地带。这场新冷战，从来就不是两大强权的对决，而是两个极权政体的延命博弈。他们都知道，一旦战局失控，输的不只是疆土，而是整个体制的合法性。

长寿技术原本是人类对抗衰老、追求健康的福音，但一旦与极权结合，就可能成为文明的灾难、人类的噩梦。 面对这种风险，民主国家不能只是旁观和担忧。即便长寿技术仍处于早期探索阶段，它所携带的潜在政治后果，已经值得自由世界未雨绸缪。

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共这个体制不是改得好的政权，而是必须被彻底推翻的反人类机器。它不会被说服，只会被制止。我们呼吁全球正义力量： 支持彻底解体中共，结束它对中国人民的专政，释放被关押、被迫害的无辜者。当和平渠道被彻底堵死，当法律和医学都被政权利用来镇压人民，人民有权拿起武器，进行正义反抗。这不是暴力主义，而是基于自卫的正义原则。

许成钢教授认为，理解“民主”一词的背后深意和运作机制至关重要。要理解中国何以近年来在科技领域显示出与西方、与美国叫板的逼人气势，必须看到这些表象背后的决定性要素：一是在改革开放时期，大量借助来自西方的前沿科研成果和技术，二是挪用西方社会科技发展的方案。他指出，封闭的社会不可能有创造力，极权主义制度对科学的摧毁是持久的。

五月的樱桃已血红色了，今天，距离北京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绝食行动，也整整三十六年了。三十六年过去了，广场上的人群、口号、热泪与沉默，仿佛依然在眼前——但更强烈的是从未远去的疑问：我们为什么要革命？革命之后改变了什么？改变之后我们是否更自由了？所以我想说的...

这场反垄断诉讼让我们看见Meta的市场支配力，也看见它对言论、隐私、青少年心理与国际秩序的操控。当一个平台既能控制内容，又能影响选举，还能与极权政府合作审查反对者，那么它的角色早已超越科技企业，而成为无法被信任的资讯帝国。

要记着的是，他们害怕的并不是你真的推翻他们，他们害怕的是你制造了额外统治成本，一个王朝的倒下从不因为百年一遇的刘邦或者朱元樟，而是由大量的，细小的，失败的多次民变，屡积起来的创伤，成本与仇恨而导致的。你的言论的确不可能令政权覆亡，但你为未来某天政权覆亡铺路。 或者至少来个大麻烦。 太平天国杀不了清朝可足够让清朝带来足够的大麻烦了。 那到头来还不是一个乱说话的中年疯狂书生导致的？

那些恐怖命令的执行者“并非毫无生活意义的恶人，是的，他们签署了对无辜者行刑命令，但是他们也组织了幼儿园和医院，也曾亲自到工人的食堂检验伙食，他们之后的命运是值得同情的”，用俄罗斯民间的话说，“没有哪一颗有害的杂草总是有害的”。

22HomoPoliticus：抖音和TikTok，跟华为、中芯国际、比亚迪和宁德时代一样，都是典型的党国资本主义企业：披着民营资本的外衣与党国体制混淆不清。在党国资本主义里，你分不清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边界，也分不清企业和国家对边界。企业的触角伸到哪里，就是党国的触角伸到哪里。

何包钢教授指出，六四后中国出现了很多暴力论，在胡温体制经历了一些改革后，暴力言论减少了，直到近年又重现。他对暴力论在30多年后卷土重来“感到很悲哀。”他认为这是人们认为极权统治者绝不会主动实现民主，因此对政治体制改革感到绝望；此外，暴力论者相信暴力革命有合理性。香港抗争运动中出现的暴力行为就是因为公民抵抗没有引起北京正面回应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