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哈努克说：“中国自己的负担很重，它给了第三世界许多援助，而我连同我的随行人员、朋友和工作人员现在又成了额外的负担。”毛泽东却称：“我请求你让我们多负担一点。负担你的越多，我就越高兴。到你身边来的人越多，我就越喜欢。没有什么了不起嘛！让尽可能多的人来支援你。如果他们不能去战场上打仗，让他们来这里，六百、一千、两千或者更多，中国随时准备支持他们，给他们提供一切便利。”

张锡锟不堪忍受无休止的劳教生活，试图组织反抗，逃离劳改农场，但都没有成功。在一次越狱失败后，他曾向狱方直言：“从我当学生被划成右派起，就知道你们共产党一贯是骗人的，以后也一定会因此而倒台。”1977年，在中共“粉碎‘四人帮’”后，张锡锟被当局以“企图组织逃脱”的罪名枪毙，其遗体由其妹妹领走，掩埋在四川盆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据说，在临刑前，被五花大绑的他立而不跪，还踢伤了刽子手的下身。

1971年9月13日，毛的接班人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对毛的打击非常大。毛着手再选一个接班人。毛认为王洪文当过工、农、兵，且年轻，在文革中，敢打敢拼，于是，选中了王。1972年9月7日，毛调王洪文到北京学习，由中共总理周恩来负责“传、帮、带”，周主持的会议都让他参加，还让他发表意见，为接班做准备。1974年9月4日，毛会见多哥总统埃亚德马时，坐在毛一侧的不再是王洪文，而是复出不久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当中共中央副主席不到1年，王便失宠于毛。

1949年底土改在全国展开，董时进以《董时进上毛主席书》为标题致长信公开反对土改运动。公开信寄出后一直没有下文，董时进预感不妙，恐惧遭到清算，于次年出走香港，后赴美国，后执教于加州州立大学。1984年辞世享年84岁。

一个具有这种非理性思维的人，碰巧是一个极权国家的领袖，那么他对这个国家对世界都极具危险性。从习近平近十年的执政来看，习近平显然具有一种不可救药的非理性思维和偏执性认知，这应是中国陷入目前困境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在非理性思维方面，习近平非常像当年的毛泽东。宋永毅的新书《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与文化基因的新阐释》，就是试图从毛的非理性思维和心理疾病的角度来看他的文革决策。

即便在国内缺粮，不少人饿死的情况下，中共仍慷慨解囊，出口了大量粮食。中共借机向几内亚示好。很快，两国宣布建交。几内亚也成为撒哈拉以南与中共建交的第一个国家。1959年2月，几内亚派以经济部长为团长的代表团访华，寻求经济援助。代表团向中共率先提出了无偿援助整粒大米一万五千吨的请求，并希望在6月前先给五千吨应急。中共罔顾处于饥饿中的老百姓，在当年5月上旬，即将五千吨大米运往几内亚。

祖师爷斯大林说过：若想自己安全就让所有人不安全！

曾与鲁迅发生过笔战的梁实秋先生在《关于鲁迅》一文中如此评价鲁迅道：“鲁迅一生坎坷，到处‘碰壁’，所以很自然地有一股怨恨之气，横亘胸中，一吐为快。怨恨的对象是谁呢？礼教、制度、传统、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对象。”而且因为“他没有健全的思想基础，以至于被共产党的潮流卷去，失去了文艺的立场。”梁先生还认为鲁迅的文字“简练而刻毒”，除了消极的态度还是消极的态度，而且个人攻讦的成分太多，宅心缺乏仁厚，缺少文学家所应有的胸襟。

《金融时报》报道说，监管愿景的冲突体现在以网络安全为重点的中共网信办和负责金融经济的国务院之间。网信办主任现在是直接向习近平报告，属于共产党机构（一个机构两个牌子），而金融经济工作（金融稳定委员会）是向刘鹤所在的国务院汇报，属于行政机关。只是刘鹤是习近平经济政策小组中的组员。金融时报》报道说，刘鹤和李克强等领导人的承诺与商业现实政治之间的距离体现了中共混乱的政策环境，在当代最有权的中共领导人的领导下，敌对派别正在争夺影响力和利益。

马上要实行共产主义，废除家庭，儿童公有制，夫妻关系打破，男的集中住男宿舍，女的集中住女宿舍，星期六允许会面一次……可能有的县或农村已经这样办了吧，北京市委也震动起来。有天晚上，杨述回家来边脱衣服边对我说：“有新的精神哩，就要废除家庭了。”

毛泽东与尼克松。毛泽东曾经对三个人喊万岁，其一是王明，毛泽东的党内劲敌。受到苏联支持的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时，毛到机场接机，当面高呼王明同志万岁，不久即将王明斗倒并下毒谋害。其二是蒋介石，毛要与之争江山的对手。1945年毛赴重庆与蒋举行国共和谈，当众高呼蒋委员长万岁，随后，毛共全...

张国焘全家合影上个世纪50年代，张国焘在香港生活的很拮据。1956年中共召开‘八大’，张国焘通过报纸很认真地研究了一番，认为中共提倡双百方针，政策方面放宽了，毛泽东可能会不计前嫌，容纳他，以自己的老资格，中共方面至少会养活他。于是，他开始寻找香港与中共有联...

第一，“温和土改”与“暴力土改”孰优孰劣，不难判断。两种土改的各自后果，在大饥荒中突现出来，对比明显。第二，从中共对乌兰夫“温和土改”先容忍后清算，也能反思共产党“民族自治”政策的真假虚实。第三，通过东部土改与乌兰夫的遭遇，再次验证一个规律：即共产极权暴政，对治国人才实行倒筛选，“媚上紧跟”与“求真务实”难以兼容，不分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