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江的人被挤下水，看热闹的人被推下水，岸上被人踩，水里被人踩，人压人，人踩人，还有尖利的东西在水里面“杀人”。这些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被盛传的“杀人暗器”，其实是被挤烂了的渡江宣传牌上散落的毛泽东像章，成千上万个受到顶礼膜拜的偶像，此时却成了夺命的凶器。

当时周总理特地把外交部英文水平最高的冀朝铸调来，作为尼克松首次抵京访华的翻译。在首都机场，周总理对冀朝铸说：“小冀靠我近一点，每句话都得准确地听清楚，准确地翻译。”1972年2月21日的这一瞬间被无数镜头定格。第二天，站在周恩来身后那位高大的翻译——冀朝铸几乎出现在美国所有的报纸上。在中方发表的照片中，周恩来的身后却变成了王海容，原本是冀朝铸的位置变成一块空白。冀朝铸说，他也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知道自己莫名其妙地“消失”的。

1937年8月，毛在洛川会议上发表抗战时期总体方针：“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党必须严格遵循的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敷衍，七分发展，十分宣传”。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违背这个总体方针。总体方针得到贯彻，武装力量壮大，所以才有到重庆谈判的筹码，有内战的本钱!”

经过延安整风，作风武断、行事专横的毛，被塑造成“服从组织纪律”的典范；性格桀骜不驯、骄横跋扈的毛，被塑造成“谦虚和戒骄的模范”；在权力和个人理想面前向来轻视人的生命，漠视群众疾苦的毛，也变成了“密切联系群众”和“倾听群众呼声”的模范；原来被群众诅咒应“被雷公劈死”的毛，成了为人民谋幸福的“大救星”……

“一些右派是惨死于同类直接或间接的迫害，一些右派是因为同类的压迫使生存更为悲凉。对此，虽然可以归咎于‘以右治右’的专政恶毒，归咎于‘你死我活’的生存无奈，但是，在灾难、恐怖、迫害面前，有人性的高贵、尊严、坚守，也有人性的卑劣、萎琐、自私。每一个人，都应对他的选择和行为承担责任。

反右第一回合我没有被揪住，没被揪住不是我有什么本领，而是他们编造的这顶帽子太大。若真的扣下来，大批人要和我一起倒楣。

悲惨的是那些跑不掉而死于非命的和被迫屈服的女生。女生刘茜因拒绝红军干部黄克功的求爱而被枪杀在延河边。因组织出面，一个女生不得不接受了一桩革命婚姻，怀孕5个月时，她被遗弃。他说“MD....滚出去！看你这个大肚子！我不要你了，我要讨个比你更洋气的洋包子！”这次组织没再出面。

中华民国有天命之正，中华民国这一国号尊贵、典雅，凝聚着仁人志士的正气。这次提出以中华民国作为国号，毛是欲用邪僻替代正统。既无法在道义上战胜之，就只有偷梁换柱一法了。中共叛乱时期，原有的一个所谓国号，缺少中华民国的正气不说，其中的“苏维埃”三字，不仅不伦不类，还泄露了中共有苏俄势力作背景的“天机”，成为一个笑柄，自然也为现在的毛泽东所不屑。毛泽东细读《资治通鉴》达十数遍，深知存在法统和天理上的正邪之辨，因而更想取正统的国号。

然而毛之所以没有把邓象对刘少奇、林彪那样置于死地，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自彭德怀、林彪死后邓已成为除毛以外，对军队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实力人物。而此时毛所依靠的文革新贵们，没有一个人能镇得住军队，毛本人早已因濒临死亡而力不从心。其二是：毛清醒地意识到：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多么的不得人心，以及周、邓在民众中巨大的影响力。

1951年2月13日晚，驻守在砥平里的美第8集团军第2师23团和1个法国营的4千人，面对中共军队数万人的狂攻，毫无惧色，整整打了一个通宵，法国营外籍军团的老兵甚至发动了反冲锋，显现出无与伦比的勇气；15日，眼看砥平里就要失守，美骑兵1师微不足道的援军及时杀到，令损失巨大、心理已达极限的中共军队彻底崩溃。

马基雅维利早就说过，君主“要防止人们阿谀谄媚，除非他们知道对你讲真话不会得罪你”。而独裁者恰恰最怕听真话。彭德怀是一例，李达又是一例。在独裁之下，最危险莫过于让君主想起你曾有恩于他。所以，已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顶峰的毛怎能容忍自己曾把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读了十遍？他这个共产党的创始人怎么能容忍他是李达通知去开会的，去时还不是CP？这有一条就万劫不复，李达却全占了。

曾几何时，毛泽东淫乱、江泽民淫乱、周永康徐才厚谷俊山淫乱，都是中国百姓茶余饭后的笑料谈资。人们聊起这些糗事，都是带着一种调侃与嘲笑的轻松心情。到了2013年，当小学生被校长开房曝光出来的时候，公众开始震惊了。而今，当谈论发生在红黄蓝的这起涉幼性丑闻的时候，人们再也轻松不起来。因为这一事件的性质，远远超越了一道红线。这道红线，不是人类道德的底线，也不是人类心理承受的底线，而是人类想像力的极限！共产邪灵主宰下中共政权制造的社会乱象，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二级水晶还要‘骨头里找肉’，带交口的部分不能要，带花纹的像工艺水晶的部分不能要，这样再敲掉几部分，只剩下指甲盖大小的一级、特级水晶，其余水晶全部弃用。300多吨水晶矿石只选出了35.2吨可用水晶，我们都把这叫‘杀鸡取卵’

曾经受过传统儒家教育的毛、周，为何在相信了马列主义、相信了共产党后，变得如此没有人性？不懂知恩图报？原因就在于中共一贯强调党性永远高于人性，无论你内心有着怎样的意见，但一旦作为党员表态时，为了所谓的“崇高的目标”必然要和“组织”保持一致，即便要泯灭人性。

林彪永远是个谜。他一半是白脸，一半是红脸；他是“两面派”，是“阴谋家”。林彪在外面高喊“四个伟大”，在他的居处毛家湾却不挂毛主席像，甚至印有毛主席语录和照片的报纸在林家厕所被当作卫生纸用，这在个人崇拜的狂热年代，如果发生在老百姓身上无疑是弥天大罪。

1947年7月24日《时事公报》二版：“毛于抗战期间通敌卖国罪证发现，与冈村宁次订有密约……民国三十年八月七日，……双方订立如下密约：一、八路军与日军携手共同打击中央军；二、日方赠共军小兵工厂十座；三、共方将中央作战计划告诉日方。”

据他的专机机组人员张瑞蔼回忆，周平日上飞机只和机组人员握手，问候一声。可这次，他显得紧张，反复问：“飞机检查了吗？试飞过吗？你们都是党员吗？”飞机过长江时，周突然问：“这是长江吗？我怎么看着不像呀？”机组人员反复解释，周还拿地图反复核实才放心。张说：“我飞这么多年专机，头一次看周总理这么谨小慎微，这么多疑”。这个事实极重要。有人从过敏学的角度分析过。周的精神过敏，一个人只有接触过过敏原才会过敏。周的过敏原就是林彪事件。

一向精明但已年老昏聩的毛，这一次却看走了眼。邓是一个只能在毛一人之下，而不能在其他任何人之下的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在邓的心目中，一旦毛呜呼哀哉之后，中共的江山无论是从资历上；还是从能力上看，落入自己的手中都是“理所当然”的事。被毛恢复并提升多种领导职务之后，踌躇满志的邓，为树立自己的威望和挽救濒临崩溃的政治经济局面，开始着手进行一系列国民经济的恢复整顿工作，以便为自己的“接班”作准备。这必然与毛的本意相抵触，双方的矛盾和冲突已在所难免。

根据官方记录，1967年夏至1968年夏一年左右时间的武斗有31次，动用枪、炮、坦克、炮船等军械兵器计24次，至少645人死亡。他们中最小的14岁，最大的60岁，有工人，有学生。让人慨叹的是，他们不是死于战争，也不是死于天灾，而是死在有着共同信仰的同事、同学、朋友甚至亲人手中。不过，让重庆武斗闻名全国的不仅仅是其动枪动炮、动坦克、动军舰，还在于其创下了一夜间就打了1万多发高射炮弹的记录，并因此震动了中共高层。

1968年4月，郭世英因为与女友讲电话时用了英语，被农大造反派诬为通敌卖国，强行扣押，并被打得遍体鳞伤，几天后坠楼而死，年仅26岁，落地时双臂反绑，自杀或他杀成谜。据说当郭世英被造反派绑架处境危险时，郭沫若的夫人于立群曾恳求他在参加周恩来的宴会时请求其救助，但整晚，坐在周恩来身旁的郭沫若始终没有开口。儿子死后，面对妻子痛不欲生的指责，他持久地沉默，最后说道：“我也是为了祖国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