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死后，“杨子烈告知蔡孟坚。蔡孟坚通过黄少谷转告了蒋经国。几天后，国民党中央秘书长蒋彦士电汇蔡孟坚3500美元，用于处理张国焘的后事。1979年12月5日，张国焘被安葬在多伦多的一个公墓中。” 一个已没什么用的中共叛徒，蒋经国给了几万人民币安葬，不错了。比起一些地下党，一进入1949后就让人审查，一直审到文化大革命，到家破人亡，不是好多了吗？比起潘汉年、杨帆，比起黄慕兰、关露，不是好多了吗？ 他不死在加拿大，死在中国会更惨，还能活到1979？

如果把这种杀人者的兽性仅仅归咎于受形势环境影响也不完全对，这些人本来就是人类的渣滓，文化大革命给他们沉渣泛起的大好机会。几十年一直有一些有责任的公民想进一步调查这个事件，但一直受到阻挠。要求法办这些坏人的呼吁一直没有停止，但总有一股强大的势力保护他们。这些坏人有的已经见了阎王，他们在那里也会受到惩罚。有的已经风烛残年，在印证着不是好人变坏是坏人已经变老的规律。

编者按：12月26日是中共前最高领导人毛泽东诞生120周年纪念日。中共现任总书记习近平就任一年多来，整治党风、推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马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等等，习执政中的毛元素屡见不鲜，其意图和实质则各有评说。BBC中文网特推出系列报道，分析评论毛泽东...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天安门。（网络图片）自知将不久于人世的周恩来提笔给毛泽东写了封亲笔信，回顾反省了自己的一生，说：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仍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像样的意见总结出来。一九七五年六月间...

有一位归国华侨，在上海一所中学里任职生物老师，虽然全家都在国外，但多次评为先进教师的她却执意留在“祖国”，要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教育事业。没想到文革来了，有一天有个男孩去看望她，在敲门后，只见门开了一条小缝，通过那条小缝看见一张叫人永生难忘十分惊恐的脸。她小声对男孩说：“快走！不要来！我是特务！”后来听说她服安眠药自杀，被邻居发现送医院才捡回一条命。这位女教师是我母亲的高中闺蜜发小，她没有子女，是我的干妈，那个敲门的男孩就是我。

邓拓从受到毛泽东侮辱性的训斥以后，情绪曾一度消沉，但调到北京市委以后，又重新振作起来；否则他不会写出像《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那些出色的文章来。 在邓拓主政期间，谢兴尧受到与其学术地位相适应的任用。可是“文革”一来，他就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打入“冷宫”。因为谢兴尧不是中共党员，所以邓拓受批判后的苦闷也不便与他明讲，当他听到邓拓说不想当人民日报领导，而想去专门研究历史的话时，确实感到惊讶。 “文革”后，谢兴尧没有受到恰如其分的对待。

王明还不知晓的是，他的岳父母、弟弟、妹妹们受其影响，结局十分悲惨。王明岳父母孟募州夫妇，在文革爆发后，离开了孟公府2号，搬到儿子孟侃家。1968年王明岳母病逝。1969年第一号令发布后，孟侃被下放到干校，只剩下孟募州孤身一人，生活艰辛，不幸病逝。王明的弟弟甘宁，文革中惨遭酷刑，几乎丧命；其妹妹王营境遇也十分不幸，后来每每提及往事，依然是泪流满面。 1974年3月27日，王明病死于莫斯科，终年70岁。这一生，王明至少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那就是留在苏联，否则他在文革中必定性命不保。

王明，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曾任中共驻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代表。在延安整风时期与中共建政后，中共对他的评价一直采取否定态度，基本上是以教条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代表的反面教材面目出现。按照中共的说法，他被广泛认为在1931年1月到1935年1月期间犯了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给中共的革命事...

林彪与毛泽东。（网络图片）毛泽东在文革中重用的纪登奎（1923～1988）晚年曾回忆参与处理林彪一九七一年叛逃事件的经过。对于林彪的死因，也表示说不清。不排除林彪座机被击落的可能。一度被认为肯定是继毛泽东之后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林彪，后来也步了刘少奇的后尘，受到毛泽东的整肃，不甘...

中共宣传机器喋喋不休地宣扬的建设成就绝大多数建立在无数现代奴隶的累累白骨之上。中华文化和民族精英在经过六十多年中共专制政权的血腥摧残之后，已经接近损失殆尽。毛泽东与中共为什么对民族精英先辱后杀？《精英是怎么样被毁灭的》一书中的序言给了一个非常准确的答案：本书揭露了大量精英人物被毁灭的事实，善良的人们自然应该进一步追问：如此大规模地毁灭精英人物的根源何在？

1958年9月初，刚刚完成人民公社化运动；9月19日，便开展起大炼钢铁运动；紧接着10月大办民兵师，实行全民皆兵，县办民兵师、公社办民兵团、大队办民兵营、生产队办民兵连（《曲阜市志》第37页，以下只注页码）。曲阜县一直与全国保持步调一致，只是在大办民兵师运动之后，插入了自己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