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认为，只有傻瓜和反党分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网络图片）我们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约束之下。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国民党有宪法，也挺当回事，还不是被我们赶到了台湾？我们党没有宪法...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蒋介石想看乾隆武英殿版本的《二十四史》，他亲笔写给马衡一张借条，命秘书陈布雷去找马衡借书。马衡生于一八八一年，一九五五年逝世，浙江鄞县人，是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金石考古学家、书法篆刻家。精于汉魏石经，抗战期间，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主持故宫博物院西迁工作。...

因为这起恶性事故，王杰所在单位的“四好”荣誉也很可能无法保住，相关领导也将受到处分。正在焦灼之际，在整理王杰遗物时，师政委王德一发现他生前写了20多本日记。在回总部的火车上，他正好碰到济南军区青年部的部长，遂谈及此事。在向上级汇报后，这位部长在高层的授意下决定将王杰塑造成一个好典型，向全军和全社会推广。对王杰的吹捧由此开始。

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后，毛泽东要跟江青结婚，因江青在上海跟多个男人有不正当关系，中共高层不少人给张闻天写信，反对此事，张闻天也反对。曾长期在毛身边工作的杨尚昆后来讲：“我觉得毛主席最忌恨洛甫的一件事，就是反对他同江青结婚。”

文革结束后，中共将王任重文革中被打倒的责任都推到江青等人头上。江青曾讲，“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如果没有毛的同意，或者毛主动出面保王任重，江青敢打倒王任重吗？根本不可能。 从1953年结识毛到1966年被毛打倒，王任重忠心耿耿地追随毛、服务毛、紧跟毛，但还是跟不上。毛说翻脸就翻脸，其冷酷无情，令所有有良知的人心寒。 毛何以至此？一切都是为了权力。顺我则昌，逆我则亡。谁挡他的路，或者谁被他认为挡了他的路，他就毫不留情地打倒谁。

据孙毅斌女士对雷逸湘先生说，“文革”爆发后，储安平遭受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反复抄家毒打，四妹忧心如焚，整天提心吊胆，害怕储安平遭受不测。有次，她鼓着勇气冒险探看储安平，看到储安平被一伙不明身份和单位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残酷毒打，奄奄一息，架拖而去，从此就没有回来。 次日，四妹再到储安平住处探看，已是人去屋空，一片狼藉，从此储安平被宣布“失踪”，接着“蹈海自杀”、“深山出家”的传言便纷纷扬扬，真相难辨了。

毛岸英是中共前党魁毛泽东的长子，一直以来都被官方神化宣传。中共军旅作家武立金所着《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一书，提供了不少毛岸英的详细资料。虽然该书作为中共所宣扬的主旋律文学，试图歌颂毛岸英，但书中有意无意透露出的5个细节，却还原了真实的毛岸英。一、来去随意做工作浅尝辄止毛岸英1946...

编者按：2024年3月18日，本站发表了作者题为我对核战略的几个观点的文章，深受读者欢迎。作者说，他曾跟前斯坦福大学教授刘易斯（John W. Lewis）联合发表专著，专著的一个章节对中苏1969年前后的边界冲突几乎升级为核冲突有详细的描述，他愿意将这个章节翻译出来以飨本站读者...

作为一个虔诚的共产党人，他的信仰、经历都使他很难最终挣脱精神枷锁，他在遗书中还是要违心地高呼“我们敬爱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之类的口号。并在写给妻子丁一岚的遗书中，恳切地盼望受他牵连、已离他而去的家人“永远做党的好儿女，做毛主席的好学生，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持革命到底，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奋斗到底”。 十三年后（1979年），“文革”的神话破灭，毛泽东从神坛走下来，邓拓若地下有知，不知有什么感想？

最近一封署名大风水师的信，寄往中南海中办，要求习近平惩处他身后的风水师或者高僧老道。信中说，毛泽东相信高僧老道，出延安之后一不回延安，不再跨过延河；二不居住也不进入紫禁城，这使得毛泽东尽管翻天覆地折腾中国人民，制造了巨大的人间灾难，自已却毫发未损。习听御用老僧的话，说习是真龙天子...

康生得到毛信任的原因有四：第一，他在苏联悉心照顾过毛的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第二，1938年，43岁的毛想与跟24岁的江青结婚，不少中共老干部因江青在上海当演员时有很多风流韵事，表示反对，但康生坚决支持；第三，康生善于见风使舵，他在延安看到毛是中共真正的老大后，立即站到毛一边；第四，康生在苏联亲历过斯大林的大清洗，对斯大林整人有很多心得，正好为毛所用。

瞿秋白最后的遗言《多余的话》，对他的一生进行了反思，讲出了他的真心话。他对中共你死我活的斗争，人人戴着假面具的表演，“万分厌倦”。对于曾经宣传过的马克思主义，没有丝毫留恋；对于离开中共，没有什么“可惜”。长期的病痛折磨，加上政治上接连不断的打击，使他万念俱灰，看不到任何光明与希望，只想早日解脱。

“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种东西，他只是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列（宁）托（洛茨基）之见解，在中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弟主张重新估定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人物……在我自己则已估定他们的价值……弟久拟写一册《俄国革命的教训》，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

中共早在延安搞颠覆活动的时候，当官的就开始搞女人，而且以革命的名义，花样百出

陈伯达说：“我的一生是一个悲剧。”这可以解读为一名有理想的书生，把他的智慧献给了制造中国一场浩劫而身败名裂。颇具文人气质的瞿秋白，一九三五年为革命而牺牲前写下沉重自白，认为参加共产党是一场“历史的误会”，是一场“滑稽剧”。相信陈伯达读过这位先知者的遗书，但两年后，他奔赴延安，五十年后才恍悟到是一场悲剧。这是二十世纪给中国知识界留下的一个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