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许多涉外经营的企业家与商人来说，即使移居美国、加拿大或欧洲，仍可能在中国拥有企业、股权、房产、银行账户或亲属。国内资产与商业关系，就可能成为境外政治施压的支点。执法机关可以调查关联交易、冻结境内资产、追究企业经营责任，也可能通过要求回国配合调查、限制出境等方式增加当事人的压力。对台湾、香港以及其他国家的企业家而言，只要在中国大陆存在重要投资与财产联系，同样可能面临相关风险。因此，“海外捕捞常态化”目前应当被视为需要警惕的制度风险，而不是已经得到证明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