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做了一个报道，领导都在求我，‘你不要再做了。’我也觉得很痛苦，我有些报道做得很危险、很难。做的时候领导也不知道这个不能做。做出来之后（发不出来）他也很心疼你，但互相都觉得，实在没有办法。”A这样总结他在一家头部中国国家媒体十余年的工作体会。他曾伪装成“新进员工”进行暗访，也曾因深挖时事热点招致政府部门的施压。在他看来，“红线意识”已然成为新闻从业者不可回避的职业本能。
独立媒体《新报纸》成立的第一篇文章刊出创刊辞和编采原则，里头提及“威权噤声”、“新闻自由”等多个在墙内恐被屏蔽下架的词语。“在中国真正做好新闻的人，没有人是不抑郁的。”在中国境内做新闻，有来自政权的铁拳，能赋予的生活条件也不高，各方面的现实压力叠加，容易让人绝望。成立一人独立媒体，是在这样的绝境中，尝试脱逃和寻求改变的一个出口。
新闻风险已不仅是法律问题，而是整个公共空间萎缩的结果。随着地方政府与企业舆情部门压力增大，媒体不再扮演公共监督者角色，而是成为政策宣传与形象管理的一环。中国传媒大学前讲师李嘉说：“体制内外的界线正在收窄，新闻人都在想办法生存。最好的办法是离开媒体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