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秋，“六四”的枪声犹在耳边回荡，正在武汉逃亡的作家野夫，接到了挚友、武大师兄熊召政的密会电话。大纪元评论员李林一分析说，《高墙有耳》报告的叙述始终保持着学术的克制，没有一句情绪化的定性，却留下一道烙在每个人心头的拷问：如果连最深的友情、最私密的家庭、最松散的同窗情谊，都能被党国机械化地“物建”与“武器化”——那么，此时此刻坐在你对面的那个人，究竟是在以朋友的身份听你倾诉，还是在以任务的身份，把你记进档案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