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是共产党的记者，我得承认，我所看到的与中国人实际的贫穷相差甚远，不及大跃进后的三年饿死四千万中国人、农民易子而食的穷困与悲惨之万分之一。我在中国当记者的任务是报道中国共产党怎样为人民谋幸福，但我不止一次在采访中遇到尴尬情形：我请老农民忆苦思甜，老农民讲起逃荒讨饭，一问，他们诉的苦都发生在一九四九年以后。
驻河南的记者说：黄河沿岸一位贫苦农民汉子，妻子临死也没能给妻子吃上一顿白面馍，他神经失常了，把吵着要吃白面馍的儿子一刀砍死，把儿子的头割下来，用布包上，提着儿子的头到郑州共产党省委大院去找省委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