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恐惧的同源性：无论是斯大林还是习近平，清洗的原始动力并非来自外部威胁，而是源于独裁者内心深处对枪杆子的极度不信任（因为他们知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作为文职，他们对拥有战功、资历或深厚人脉的职业军人有着天然的猜忌。斯大林恐惧波拿巴主义式的军人干政摄政；习近平恐惧的是“团团伙伙”的山头主义拿枪的逼宫。对于独裁者而言，一支拥有独立意志或内部凝聚力的军队是最大的潜在对手。

毛在清洗赣西南领导人之前，已对自己领导的红一方面军（红一、三军团）展开清洗，捕杀了一批对自己不满的指战员和一些地富出身的党员，如在朱、毛争斗中支持朱的何笃才就遭杀害。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四万多红军中抓出四千四百多名“AB团分子”。据张戎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中透露，被杀的红军高达一万人，占江西红军的四分之一。

八十多年前，中共内部实施了一次大规模的清洗，至少10万军人被处决，史称肃反运动，其中尤以富田事变最令人震撼。因为在这一事件中，涉及其中的中共红军二十军不仅喊出了打倒毛泽东的口号，而且亦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军长肖大鹏、政委曾炳春、团政委刘敌以及副排长以上七、八百名军官全部遇害，二...

巴中：“桑园计十余坑，共杀四五百人，清江渡女学堂侧及渠之周围，大小凡数十坑，共约杀千余人”。据《四川月报》第五卷第五期记载，全县已发现的尸窖据各方记载，通谓在五百窖以上，合计被杀人口在十二万以上，至城区户口全家绝口者一千八百余户，家主见杀者五千余户，花丛垭即有四十九坑之多。恩阳河方面，附近数十里中，亦杀三万余人，文治寨上，且有万人坑甚巨。

在苏联历史上，性革命的典型表现是布尔什维克领袖们的私生活，如托洛茨基、布哈林、安东诺夫、克朗黛。他们的私生活，像狗的交配一样随便。中、低层的革命者，在这方面也不甘落在他们领袖的后头，曾有历史学家这样评说，普通革命者也有好多个情人，革命者随意强奸没有护卫力量的妇女。

（右起）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长征后在陕北。（网络图片）再过几年，中共建党百年，造出百年虚假辉煌，意在冲淡苏共解散形成那恶梦，减轻这恶梦对中南海的压抑和纠缠而已。于是，红军长征被讴歌，以文字书刋、影视戏剧、讲话文件，真是连篇累牍的视觉听觉轰炸，甚至叫党员效文革红卫兵，重走长征路，有...

1932年秋，中共红四方面军以张国焘为首的总部率10师、11师、12师、73师和少共国际团共约2万余人，突过京汉铁路开始西征。此时，四川空前规模的二刘之战正开打，军阀们无暇北顾，红四方面军翻过秦岭，越过冰雪封山的巴山险道，进入川北地区。1932年12月25日，红四方面军占领通江县...

他们已变了新兴的统治阶级，成为苏维埃的骨干，如果没有他们，苏维埃便一无所有了。所以，揭穿了苏区内统治阶级的面目，完全是一群贪污腐化、卑鄙龌龊的魔鬼在狂舞！像这样的无产阶级专政，怎不令纯洁的革命份子寒心呢？怎不令善良的工农人民受尽磨折呢！

蒋介石信任他，他却背叛了蒋介石。他追随中共，中共却没有接纳他，而是利用他。

政治任务：有一位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我军某集团军军长XXX的病肝脏烂掉了。 军方与中共省委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救这个年迈的“老革命”。让他从起死问生返健康，继续为党工作…… 在党的命令下，统治一直都是高效模范区的红浙江的机器紧急运作起来。高级别的抢救指挥部中有：军区政委、省委干部、浙医大的领导及授、也有主管监押犯人的公安厅官员…… 医大的专家组以纯医学的角度很快出了满足政治任务的“方案”——只能换肝。 指挥长马上批示：实施。 肝从哪里来？

一九四六年，一位英国作家问彭德怀过大渡河的事。彭委婉地说：“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我也记不清了。我们过了那么多河——金沙江、湘江、乌江、长江……我记不清了，记得有人掉在河里。”他对战斗或桥起火之事不置一辞。有两三个人命丧此桥，朱德夫人和我们访问的九十三岁老人都说是红军修桥时，年久失修的桥板突然折断，他们失足掉下去的。 “飞夺泸定桥”纯系虚构。邓小平在一九八二年对美国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布列津斯基亲口说：“这只是为了宣传，我们需要表现我们军队的战斗精神。其实没有打什么仗。”

现在，他们天天讲爱国主义，又是出红书，又是唱红歌，自诩为爱国主义的英雄，号召人们要爱国。可是，对于1957年替强奸自己的姊妹母亲、残杀自己同胞的俄国鬼子狡辩、做伥鬼帮凶的丑行，却至今不肯公开道歉！人民心里能佩服他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