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或许仍能透过调查与审判回应问题，但被侵蚀的信任，往往需要更长时间修复。如果律师执照不再自动等同于信用保障，如果律师事务所的名号开始被审慎甚至怀疑地看待，那么真正需要面对的，将不只是个案责任，而是整个制度如何重新建立其可被信任的基础。否则，象征正义的工具，将不再只是防卫风险的屏障，也可能在无形之中，成为风险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