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在1938年之所以能够抵挡日军的进攻，就是因为有为国家民族勇敢牺牲，战斗到底的顽强意志，而1949年之所以会失败，原因之一就是中共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成功瓦解了国军的战斗意志。几百万的国军，是在丧失了战斗意志的情况下，主动放下武器起义投降的。日军打了八年都没有占领的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南方领土，是因为放弃了抵抗，才让共军在大半年时间就席卷了。没有了“扫把”的国军，哪怕面对比当年日军弱小得多的对手，也无法抵挡。国军在大陆的失败，就是因为缺少了一把“扫把”，一把丘吉尔的“扫把”！

1920年代，蒋介石考察苏联后，便英明断言苏俄共产主义绝不适合中国。（网络图片）实际上，蒋介石和毛泽东一样，都曾对苏俄充满了幻想，只不过毛泽东在1949年以前都没有到过苏联，所有的幻想都是间接从别人那里抄来，而蒋介石则不同，1923年就亲历苏俄，并发表了观感，断言苏俄共产主义绝不...

苏俄忌惮的是，这个人能够把民族主义、宗教预言、个人崇拜和武装力量绑在一起，在蒙古、中国西北和中亚交界地区建立一套不受苏俄控制的政治秩序。 他以一座戈壁堡垒为中心，试图建造属于自己的国家雏形。 只要他还活着，苏俄与蒙古革命政府在蒙古西部的权威就很难真正稳固。 所以，苏俄方面先拉拢他，拉拢失败后又试图分化他的信众。等这些办法都无法彻底解决问题时，秘密清除便成了最后选择。 说到底，这并非一次普通的土匪仇杀，而是一场围绕边疆控制权展开的政治处决。

前言：棋手与棋盘之间当二十世纪的帷幕在硝烟与理想中升起，一场席卷世界的赤色浪潮，自莫斯科的心脏涌出，其最远的涟漪，猛烈地拍打着东方古国的海岸。近代中国历史的轨迹，由此被深刻地改写。这并非命运的偶然，而是一场基于地缘算计与意识形态扩张的、精密而持久的双轨革命输出。那是一段理念与地缘...

我们中国，看看历史地图吧!有多少土地、人民和宝藏都被这只贪得无餍的北极熊吞掉了，我们能忘记吗？！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凡跟苏俄混在一起的，没有一个有好下场；而与之相反，凡与以美国为首的文明世界盟好的，都走向了（或正在走向）自由、繁荣、富强。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1917年十月革命发生之后，在面对苏俄的问题上，知识分子之间产生了重大分歧。此时，年长一辈的知识分子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等人，对苏俄暴力革命的方式很是警惕，因此很不赞成中国效仿苏俄，他们认为中国如果走苏俄的道路，很可能迎来一场灾难。王国维在给朋友柯绍忞的信中...

从1950年的中苏条约到2000年前后的边界协定，完全承袭满清政府与沙俄签定的卖国条约衣钵，把一百多万平方公里民国政府已追索回的国土拱手割让给苏联，还承认蒙古独立。中共与英美对抗，却对苏俄屈膝退让，割让领土。因为它源于苏俄共产国际支部，一直是由苏俄扶持成长的。苏俄档案中有许多不能见阳光的东西。 二战后，世界历史潮流，以侵略手段掠取的殖民地是非法的，按照联合国国际公约可以追回这些领土。事实上中华民国政府在1945年已与苏联签定收回大部分领土的权利，被1950年“中苏友好条约”和这几个边界协定，自己主动放弃了这些本属于中国的国土。

从已公布的大量中共文件看，也证明中共在国共合作中确实是心怀鬼胎。中共就非常详尽的规定了怎么同国民党争夺领导权。在国民党领导的工会中也尽力活动，“取得指导权，吸收觉悟分子，组织我们党的支部”，“我们应竭力设法到国民党的工人部里去工作，以便借此改造国民党之工会为阶级斗争的工会”。 苏俄和中共这种不合作和捣乱的做法，理所当然的遭到了国民党人的抵制和反抗。为了实现孙中山统一中国的遗志，国民党在北京等地查获苏俄赤化中国的大量档案证据之后，坚决采取了以上海“4･12事件”为标志的清共措施。

“马日事变”后中共总书记陈独秀曾于6月致电共产国际，承认湖南农运过激酿成事变。他在电文中说：“这些过火行动迫使出身小地主阶级与豪绅土匪的军人们，结成反共反农民联合阵线。尤其是家人曾遭受压害的军人更感到痛苦。”曾任中共总书记的瞿秋白也指责农民运动侵犯到了革命军官的田产。 身为大知识分子的叶德辉及其他普通民众之死，拉开了中共杀人、杀知识分子的序幕。中共走上了更为血腥的道路。

少年时，蒋介石在我心里是个最坏的人。除了大陆共党在课本里、电影中的宣传，我还读过《金陵春梦》，书中极端丑化蒋介石，把他编造成卑鄙下流的恶人。因为作者是香港的唐人，所以我信以为真。后来唐人死了，身上盖着共产党的党旗，人们才知道他原来是中共厅级干部，在香港做统战特工。《金陵春梦》让多少人唾弃蒋介石国民党，而支持中共。笔墨杀人是共产党最擅长的手段，因为他们不讲人性道德，为了自己的主义和权力，无耻撒谎抹黑、混淆视听，这对他们是最常用的普通手法。

“当然在共产主义治下，你可以得到不少的自由。正如在中世纪教皇治下，你也得到不少的自由；但你的唯一的自由——思想自由——不再是你的了。正如中世纪有异端这个巧妙的观念，现代的苏俄也发明了一个巧妙不相让的名儿：‘反革命’；收拾异端的方法是用火烧，对付反革命的手段也是同样的不含糊——你们都听见过苏俄的‘欠夹’不是？这是一个‘不容时期’的复活。” 对于这样的教育，作为自由主义者的胡适和徐志摩自然都持反对的态度。可惜，胡适在苏俄受了假象的迷惑，并没有看清苏俄党化教育的本质。

为什么心虚呢？因为在1937年4月的时候，蒋介石仍然在做对日本全面大战的军事准备，准备工作尚未完成，苏俄代理组织接受苏俄的指示，不顾一切、制造一切事端，迫使国民党军队和日本军队尽量早日爆发大战，这样，一来可以缓解苏俄东面的军事压力，二来它的代理组织，可以从此获得休养生息、渔翁得利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