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好的政策，不是输给了现实上的困难，而是输给了自己人的内耗上。 庆历新政的核心是“事”，是要解决三冗问题，是要增强国力，但党争一参与进来，主题就变成了“人”，谁是君子？谁是小人？谁是哪个党的？一旦辩论的中心从该不该改革变成你是不是结党营私，理性的政策讨论就消失了。 读史至此，颇有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感慨，这大概也是每个读宋史的人都会有的心境，庆历新政是如此，后来的熙宁变法，元祐更化，无一不是这个循环的重复。 从这个角度来说，北宋之灭亡，难道不是亡于党争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