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李鹏和赵紫阳都将邓小平推向前台，为何邓能容忍李却不能容忍赵？对于赵紫阳对戈氏说的那番话，邓家人和李鹏的看法是一致的。邓家认为赵在学生运动紧锣密鼓之际抛出邓小平，是为了嫁祸邓，出卖邓伺机取而代之。李鹏认为，赵紫阳在关键时候，把邓小平推到了前台，暴露了中共由邓小...

6月9日，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徐佐被通报遭调查。陆媒称，该消息震动金融圈。中信集团曾在中共前党魁邓小平支持下创办。

罗宇表示：六四镇压后，总参谋部严禁谈论的话题，除了谁下令向学生和市民开枪之外，就是谁签字调动解放军进城，谈论这个话题，将受到严厉惩处。罗宇说：按照86宪法，调动军队是需要写作战命令的，作战命令要有效，必须三个人签字。三个人是：军委主席（当时是邓小平）、军委第一副主席（当时是赵紫阳...

示意图，图为香港湾仔区的中信银行（国际）的大门。(Nicolas Asfouri/ AFP)6月9日，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徐佐被通报遭调查。陆媒称，该消息震动金融圈。中信集团曾在中共前党魁邓小平支持下创办。9日，中纪委通报，徐佐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被审查、调查。...

1989年5月16日下午，赵紫阳会见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说了一番话，中国政坛因此出现了山崩地裂般的震荡。赵紫阳说，戈尔巴乔夫同志，今天上午你跟小平的见面，是你此行访问中国的高潮。因为我们13大有个决定，小平同志虽然退了，但是他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还是我们党的宝贵财产。因此他在退...

胡耀邦遭革职，我就开始有了离开体制的想法。一九八八年秋天，应陈子明、王军涛邀请到国务院一招开座谈会，小会议室的黑板上赫然写着：《如何应付动乱？》几个大字，讨论题是赵紫阳秘书鲍彤提议的。他们提前半年多就感觉到大地震的到来。其实，胡赵从中央到地方人缘都是挺好的，但他们的改革让僵尸般的...

1989年6月4日凌晨，中共军队控制天安门广场并实施武力清场，大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民众被杀。这也是中共在和平时期，对大陆民众上演的一场骇人听闻的血腥大屠杀。64张六四学运的珍贵照片再现血腥大屠杀的实况。

第一是不存在能推翻习近平的上层力量，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的局面已经无法收拾，唯有经历一场类似改朝换代的大动乱。因此，支持习近平的人认为自己有理由更坚定地支持习，至少可以推迟灾难到来，而反对习近平的人则认为，一切变革都只能等到大难发生之后。大洪水不仅不可避免，甚至是一种历史的必要。

35年前，1989年，中国爆发了规模巨大的民主运动，遍及全国三百多个城市，前后持续两个月。中国人民渴望民主的声音，让全世界听到了，并激起整个世界的巨大回响。在中国和世界的当代史上，那是一个里程碑，一个转折点。1989年，中国错过了变成民主国家的重大机会。中国人民似乎失败了，但中国...

学生这些主导，为什么不跟党内改革派互动？这也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我读过很多，我知道这是伪命题。互动是双方的。你党内改革派，有主动地派人跟学生互动吗？我至少看的资料，包括我当时的经历，反而是邓家派了一个指定的代表何维凌，就是邓质方的大学同班同学、室友、铁哥们做代表跟学生，一些各校的活跃分子跟知识分子，像包遵信这样，王军涛这样，有底下的接触，告诉邓家的想法。所以一开始我们都知道，邓家的子女是同情学生，反对镇压的，至少后来因为邓小平决定说要镇压，那他们子女就不敢说话了，态度也变了，对外的话也变了。

士兵是擅自开枪还是奉命？ 有没有开枪的命令？ 作者排除了各个陆军集团军擅自开枪的可能性，指出存在着一个明确的开枪命令。 作者搜索到11条具体资料为佐证，包括陆军第40集团军军长吴家民少将亲笔写的东西，都提到了开枪命令，而且具体写到开枪命令是怎么接到的。 开枪的时间是在6月3日晚10点钟左右下达的。 戒严部队的前进指挥部设在军事博物馆，其清场指挥部设在人民大会堂。 开枪命令来自军事博物馆的前进指挥部。 第一个接到开枪命令的是38军。

如果中共领导人动用国防军对内镇压本国老百姓的事实不变，现今回顾，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天安门文件”叙事忽略了1989年学生运动的起源问题：究竟是民间的学运导致中共党内高层的分歧，还是中共党内本已存在的分歧扩散到民间，最终引爆了学运？如果后者属实，那么它就挑战了一种普遍观点：即在1989年的中国，强烈的公众情绪传化成具体的政治力量，强大到足以在中共领导层中造成分裂。

中共为什么不停地杀人？其理论根据可追溯到中共老祖宗马克思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这本小册子的核心教义就是两个字“杀人”：一是从肉体上杀人，即马克思鼓吹的“暴力革命”；二是从精神上杀人，即马克思宣扬的“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自从1989年邓小平下令制造六四天安门屠杀后，邓亲手扼杀了中共的政治体制改革。2012年习近平上台至今，中共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没有丝毫进展，相反向文革回归，向极权倒退。中共极权突出的体现，就是习反复强调的“党政军学民，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领导一切”的必然结果是，权力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这是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市场经济和与之相应的分权制衡的民主政治完全背道而驰的。

杜月笙保证中共接管上海时，黑社会不出来捣乱。官匪一家！（图片来源：维基百科）中共建党之初就与黑帮人物多有交往，并互为利用。所以邓小平、陶驷驹之流公开声称：黑社会也有爱国者。这句话曾经使香港安份守己的小民百姓大吃一惊。六･四屠城后，北京设立了一个从事海外统战的超国界机构，居然聘请香...

回头来看，八九民运中的主要政治诉求，绝大部分都已经出现在西单民主墙以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民间倡议、党内外知识分子的讨论、学生抗议、公开信等。邓小平本人在1978年、1980年和1986年，曾有支持政治体制改革的表态，并为1987年十三大报告中的政治体制改革背书。然而，一旦“政治体制改革”被诠释为涉及政治多元化、政治自由化、政治民主化、自由权利的保障、议会民主、三权分立等，就必然踩到邓小平“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的红线。

从1989天安门屠杀到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十来年间，六四问题不但是美国对华关系的喉中之鲠，也是整个“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烫手山芋。“自由世界”的各国领导人既不能心安理得地迅速遗忘眼皮底下发生的惨案，又无法摆脱经济利益的诱惑与选举政绩的压力，因此在面对中国市场与中国政府的“捆绑销售”时欲迎还拒、进退失据。其最终通过自我麻醉卸下心头的道德负担、为中国敞开世贸组织的大门，虽非历史的必然，却是既有国际秩序局限与“自由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内部政治经济逻辑下最为顺理成章的结果。

1984年6月22－23日，邓小平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在谈话中，他说我们还多次讲过，北京除了派军队以外，不向香港特区政府派出干部，这也是不会改变的。我们派军队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而不是去干预香港内部事务。我们对香港的政策50年不变。我们说这个话是算数的。

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文革末期由毛发起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邓为扭转文革以来的混乱局面的努力被全盘否定，全国刚刚趋于稳定的形势再度陷入混乱。在毛去世，文革结束后，华仍然推进对邓小平的压制，直至1977年7月邓小平复职后，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方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