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社会开始用“身份”而不是“行为”来判断一个人，用“标签”而不是“事实”来决定命运，某些人就会被划入一条无形的线之内。一旦被划进去，勤劳、善良、克制，都不再重要。身份取代个体，立场覆盖法律。这样的线，在不同年代以不同名称出现。它可能叫阶级，也可能叫路线；可能以正义之名出现，却带来相似的结果。真正值得反思的，不只是个体的悲剧，而是那套不断划线、不断制造“应被清除者”的逻辑。
那时候，许多地方闹土匪，地主们都吓得‘鸡崽子’一样，小心谨慎，生怕惹祸。他们夹紧尾巴做人，‘树叶子掉下来都怕砸破了脑袋’，哪里还敢欺压农民？他们大多以慈悲为怀，乐善好施。叫花子来讨米，总是一碗碗米打发，绝对不让他们空手而去。不要小覰了叫花子，其中就可能有某股土匪的眼线，如果轻慢了，说不定哪天晚上来一帮手执刀枪的蒙面大盗，把家里抢得精光……地主们连叫花子都不敢轻慢，哪里敢得罪长工？
“长工”这个词过去只有在控诉旧社会剥削压迫时才能听到，指的是给地主充当长期雇工的农村无产者。而今问这儿的农工在干什么，全都坦然说给东家当“长工”。东家便是依靠权力和关系能够大量承包连队土地的连队干部和老职工，他们雇佣“长工”耕作。包地要交租金，还要投资买种籽、化肥、农药等，用水和使用机械也要花钱。如果包的土地少是挣不到钱的。一般的劳动者包不起太多的地，又怕担风险，所以只能给那些有钱多包地的大户当长工。
袁斌：“周扒皮”的故事纯属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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