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抽调敌后大批干部来延安保留培养的决定》，决定中称：一、华北及华中各战略区域，在保持工作需要的最低条件下，应抽调大批干部送来延安保留培养。二、保留培养干部的目的，不仅为了适应目前敌后的环境，同时也是为了将来发展的需要。中共宣传的新四军的所谓著名的韦岗战役、黄桥战役，即所谓的七战七捷，以及西路战役等，便全部打的是内战，全部打的是国民党正在抗日的“顽固派”，特别是曾血战台儿庄的韩德勤等部。

高岗、饶漱石菅荣斋是饶漱石最后一任卫士长，他在一次访谈中称饶漱石与高岗并没有往来过，两个人根本没有接触，不会结成联盟。谈起饶出事和被捕，菅称当时斗争他的是陈毅、邓小平等华东与饶漱石比较熟悉的人。本文摘自2012年第2期《炎黄春秋》，作者景玉川，原题为《知情者谈饶漱石》。采访菅荣斋...

毛见到张茜后，挤着眼睛，说道：“陈毅是一个好同志啊。”不过，没有人看到毛流出一滴眼泪。流亡在北京的柬埔寨西哈努克也来参加追悼会。毛对西哈努克说到陈毅是反对林彪、陈迫达和王力、关锋、戚本禹的。由于毛的这番讲话，将“二月逆流”完全反了过来，也给一些高级干部的复职铺平了道路。显而易见，毛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并非是真心悼念自己的战友，而是再次在政治上收买人心，安抚在文革中吃了不少苦头的老干部。

资本家或白天黑夜被叫去“交代问题”，或被带到私设公堂审问，强迫“交代罪行”。在腥风血雨中，资本家、业主、商贩被迫上交了他们的资产，其中也有不少不堪屈辱而轻生的，有吞毒药自杀的，也有跳楼自尽的，如大名鼎鼎的冼冠生。据说，当时上海马路上无人敢走，因为担心突然自空中飞下一人，将自己压死。为什么不选择其它的死法呢？原来如果去跳黄浦江，中共见不到尸体，就会说其去了香港，而继续逼迫家属，所以只能跳楼而死，让中共看见尸体死了心。

不是想说明什么，只是把经历过的如实地记下来。1967年，文革开始的第二年，那时我在北京上高一。8月上旬的一天，别人给了我一张票，说是到人民大会堂开陈毅的批判会，晚上7点开始。我早早就到了，大会是北京外国语学院造反兵团组织的（准确名字记不清了，反正是北外红旗的对立面）。会场气氛很热...

江青爱好摄影和看电影。她使用的摄影器材都是进口顶尖级产品，仅有记录在案的，1972年一次从香港进口6万米伊斯曼胶卷，花了好几百万元（李捷、于俊道，2013，第81页）。1975年她为了去山西大寨摆拍，专门让特级裁缝做了一身模仿“大寨农民”的衣服，还特意从北京运来四匹马，其他物品拉了好几卡车。

毛挤着眼睛，咧开了嘴，说：“陈毅是一个好同志啊。”这时周恩来、叶剑英、朱德等人纷纷赶到了。我听到旁边有人说：“毛主席哭了。”大家不禁唏嘘起来，整个休息室充满了抽噎声。但是我没有看到毛流下一滴眼泪，尽管毛又嚎了几声。我常想，毛是极善于表演的，如果他是位演员，他可以成为一位名演员。他能够在不同的环境，对不同的人，做出不同的控制和影响对方情绪的表情变化。

追悼会定在1月10日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追悼会原定由周恩来主祭，叶剑英致悼词。悼词由毛审阅。毛看过后，勾掉了悼词中的“……有功有过……”四个字。事实上，正在养病的毛原本不打算参加追悼会，但1月10日当天却临时决定参加，而且直接穿着白色的睡衣，外披着大衣前往。这也就难怪民间戏称毛是给陈毅“戴孝”。毛见到张茜后，挤着眼睛，说道：“陈毅是一个好同志啊。”不过，没有人看到毛流出一滴眼泪。

三年“大饥荒”中，在苏联没有逼债的情况下，毛选择了提前还债，而周同样是亦步亦趋。周恩来在1964年的报告中说：“我们不仅还清了债务，还拿出了比这个时期偿还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这说明，偿还外债并没有构成重大负担，而且还可以支援“社会主义小兄弟”，但唯一不在乎的是有多少中国人被饿死。周的画皮确实应该被全面揭开了。

翻文革小画册，见批斗陈毅万人大会场景。主会场是“严肃庄严”，悬挂巨大横幅和标语，周恩来和谢富治坐主席台上，革命外交战士姚登山主持。陈毅弯腰站在台前，并不时做记录。呼喊口号有“打倒陈毅是百年大计”“打倒陈毅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需要”“誓与陈毅血战到底”“打倒中国葛罗米柯”。

中共要角无高知，一处很有意蕴的风景。建党之初，因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全党必须服从苏联，缺乏多元容异，一些高知早早退出，如李达、张申府。等到陈独秀也成了不同政见者，竟然连他也遭中共开除。周恩来赤潮入华，其暴力与极端的价值指向不可能一下子就被社会接受，仍有一个渗...

（左起）陈毅、粟裕、傅秋涛、周恩来、朱克靖、叶挺（军长）在新四军云岭军部（网络图片）在中共官员对民众所说的诸多谎言中，这件事小得根本夹不上筷子。不过，当我看到现在中共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不管掏心掏肝地说什么，民众就是不信，我就想起了这件小事。共产党的公信力，就...

《大公报》的这篇报导，透出事变的前因后果就是新四军不仅不听从调遣，反而袭击国民党抗日部队，终于导致国民党军队痛击。皖南的老一辈人也都说，“哪里是国民党打共产党，是共产党把国民党打火了，才挨的打。”另有网上文章称，是毛故意压下了项英给蒋介石的电报，让项英没有走国民党规定的过江路线，从而遭到伏击。

陈毅红军筹军费不择手段，陈毅在《陈毅军事文选》中自爆不给钱就烧房。在此书中收录的一九三○年初《中央军事通讯》中,陈毅在上海向中共中央作的书面报告中写道:筹款工作;红军每月至少要需要五万元左右，这笔款项大部分出在土豪身上，小部分出在城市商人，有时可以叨光敌人...

“例如苏北清乡计划，日军事前先期通知新四军和八路军。日军和新四军实行交换物资了。新四军首领陈毅负伤，由日本宪兵护送至上海疗治。共产党的代表在上海公然活动，且公然住在沧洲饭店。大使馆的书记官池田，以托罗斯基派名义为掩护，出面为共产党宣传。

“五反”运动开始，中共下派的工作组就动员工人起来斗争，控诉自己被“剥削”，批斗冼冠生，指其犯有“五毒”罪行。1952年4月21日，在被工人围困在办公室里两天后，冼冠生就从冠生园的楼上跳下，毙命在南京路上。不甘受辱的他的纵身一跃，终年64岁。

2005年10月，荣毅仁在北京去世。他留下了一份题为“我要对党说几句”的遗言，大致内容是：一个丧失信念的政党，一个不受法律约束的政党，一个脱离广大人民的政党，一个追逐金钱利益的政党，是没有希望的，是背叛人民共和国的。

从1938年9月到1943年7月，居瀛棣（化名朱慎）和祁式潜（化名赵政）在中共鄂东、鄂豫皖、皖东、淮南抗日根据地工作。由于祁式潜夫妇特殊的家庭背景，他们成了根据地（尤其是淮南根据地）的知名人物，多次受到刘少奇、陈毅的接见。陈毅曾说：“共产主义是真理，不但我这个喝过洋墨水的人投身它的门下，连居正的女儿也相信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