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关注本文立场多于关注说理过程的,请直接参考注释2。去年八月我写那篇《粉红狂潮与体制外的自由主义》,有来自左边的朋友评论道:‘举报’这么费拉不堪的事情也能作为政治写作的题材,自由派真的要完蛋了。我同意举报是一件很费拉不堪的事情,但...
这种被政治伤害的感情并不是孤例:有一次,一个女生的妹妹在知道我的真名以后,将百度到的内容发给她的姐姐,并且千叮万嘱要她远离我这样的”危险人物“。还有一次,有个女生在约会的过程中突然说,我越看你就越觉得脸熟。然后她停下来在手机里打开一些东西,低头看了一会儿,又看看我的脸,恍然大悟道,你就是那个港独的老师啊,你这样的人我惹不起。
如果这次的抗疫真的能对未来的公民社会有什么帮助,那应该是一种共同记忆的塑造。不是记住我们如何“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也不是记住体制所歌颂的那些“最可爱的人”,而是记住我们如何落入今天的境地,记住拯救生命的人如何被荒谬的决策者所牺牲,记住远方的人和身边的人如何被权力羞辱、驱逐、遗弃、非人化,记住活生生的人命如何在无助与绝望之中陨灭,记住一个义人如何被利维坦所谋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