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年前，我曾问过中山大学历史系一位青年教师：什么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他瞠乎不知所答。从那时候起，我便起意要做一部关于这类子女的书，通过这本书，让人们记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这样一个庞大的族群，并借此被遗忘的族群，了解一个已然逝去或正在逝去的时代。从1949年起，经...

文革北京有十万“黑五类”被押送“遣返”回农村老家，冷文瑞一家老少六口就在其中。在文革研究领域，“遣返”这块几乎空白。 1966年9月，我和奶奶、父母、还有两个妹妹（初二和小学三年级）一起被红卫兵从北京的家中押送回山东农村老家，直到14年后的1980年底，落实政策，我才离开农村，被分配到乡镇供销社当了一名售货员。如今50多年过去了，往事历历在目……

1970年夏天，中国大陆南方，一个受尽折磨、九死一生的黑二代——地主仔，终于逃离文革的炼狱，游过大海，到达自由的彼岸！文革时称地、富、反、坏、右为黑五类；近年来有红二代、官二代和富二代的称谓，现仿此以黑二代称黑五类的子女。地主仔是广东话对地主儿子的称呼。我...

李泽衡小传李泽衡，祖籍广东，1936年出生于越南河内，三岁返回香港，后迁居云南昆明，就读教会学校上智中学。1950年求学于艺术师范，学习绘画中，毕业后，分配到云南人民出版社任美术编辑，创作过若干紧跟时局的宣传画、年画、插画，如：《把余粮卖给国家》《走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保卫祖...

基层组织的一项工作任务，时常召开黑五类子女教育改造会议，会议之后也会让这些子女写一些“保证书”之类的材料，显示出他们教育的成果。

1966年到2008年已是过去了42年了，正所谓弹指一挥间。每每想起就像昨日之事。印象之深记忆之新，那是我前半生中所没有的。我偶尔向儿女们及年轻人们提及那个特定年代的往事，他们往往睁大那一双双清澈洁净的眼睛，满怀惊异狐疑的神情：怎么可能？纯粹是一千零一夜。是的，这只是在天方夜谭中...

由于遣返对象大都是下层人士，所以在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书籍中很少介绍，文革史学家关心的只是某些大人物与知名人士在文革时的遭遇，对于成千上万普通“黑五类”的苦难，他们是不屑一顾的。其实普通百姓的凄惨苦难，才是文化大革命最大最深广的不幸。

1952年12月22日，是独裁者斯大林的生日。那天夜里，我从熟睡中醒来，看见屋里灯光明亮，还有人说着话。后来知道那是父亲被抓走了。为了向独裁者斯大林献礼，中共策划了这次全国统一的扫荡托派行动，五百余名托派分子（包括郑超麟先生）都在当夜被捕。父亲被捕后，母亲...

我的父亲原是国民党高官，1948年没去台湾。父亲是大孝子，他要养活一大家子人。父亲是抗日英雄，腿受过伤。他还是搞高科技的学者，非常自信。哪曾想，三反五反中，父亲竟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判刑2年，监外执行，接受群众管制。我们的家庭成分被定为伪官吏，全家老小成为反...

文革前高校中有一定数量的黑五类子女，也有数量相对多的红五类（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子女，还有中间类（教师、银行职员、中农、城市贫民等）子女。红卫兵组织成立之初，严格审查参加者，黑五类子女不能参加任何红卫兵组织，红五类子女政治态度和表现有问题的...

文革前高校中有一定数量的黑五类子女，也有数量相对多的红五类（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子女，还有中间类（教师、银行职员、中农、城市贫民等）子女。红卫兵组织成立之初，严格审查参加者，黑五类子女不能参加任何红卫兵组织，红五类子女政治态度和表现有问题的...

然而书本终究不能代替现实，我活在当下，这是一个坚硬无比的现实世界，随处都见到赤裸裸的暴力和恐怖。1966年9月，我亲眼目睹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的红卫兵，押解着南京市近千名被泼了满脸墨水，赤着脚的"牛鬼蛇神"在全市进行大游街。在我家附近的街角口，有一个合作食堂的流动点，一对山东老夫妇每天早晨出摊卖煎饼裹油条，有一天我发现，正在摊面做煎饼的老汉的衣服的前襟上被缝上一块白长条，上面写着"国民党兵痞"。

水原十口：离婚证三十箱正牌瞎溜达：这是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五日清晨在上海的宋庆龄驻地，即现在的上海故居纪念馆正楼旁边，此前两周，她和身边工作人员在院子后面里做了个土高炉，然后在楼旁搭了这个小洪炉，照片中的那几位年轻人是司机和厨师大眼睛历史：一九八二年，北京某商...

我是在1976年高中毕业前夕才加入共青团组织的。早在初中时，我就向学校的团组织递交入团申请书。团组织负责人说，你在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是可喜的，团组织是欢迎的。但是，因为你父亲的历史问题，你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子女，要做好接受团组织长期...

何俊仁律师：‘黑五类’是中国最文明的力量，（中共）把文明力量打压，就证实这政权不文明、反文明。（授权影片截图）共产党杀人的理论之一就是黑五类。一、黑五类的概念早在20年代，毛泽东在农民运动中，就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了阶...

到了晚上，红卫兵又把我们带走了，这次打人可来真的了，还是在那间屋子，先是绳子抽，后是垒球棒子打，几乎一夜没停歇。因为屋子小，他们不能同时打，就一个个轮流打，打了这个打那个，这样每个人等于都可以停一会儿不挨打。

所谓的“新黑五类”背后反映出来的正是法治问题，信仰自由问题，政治自由问题，言论自由问题，社会公平正义问题。

知青下放的生产队多是贫困队，本身不具备接收知青的能力，农民只能将老队屋、猪牛栏屋稍加改造让知青住进去，没有任何安全措施可言。部分知青身体瘦弱，承受不了超负荷的体力劳动，患病得不到医治，意外死亡不断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