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轰爸爸，火烧妈妈，全家改组，我来当家”这一类口号，集中体现了文革反传统、反伦理的极端倾向。政治动员要求以“党性”压倒“人性”，打破以亲情、师道、信义为基础的人伦结构。亲属之间、师生之间、同事之间互相揭发大量发生。张红兵举报其母方忠谋并要求处决的个案，是这种制度性伦理崩坏的典型表现。⑩这不是个别人的道德败坏，而是政治制度系统性诱导背叛亲情的结果。 动物界通常识母不识父，攻击父亲者有，攻击母亲者几乎没有。所以，残害父亲者如同禽兽，残害母亲者禽兽不如。任何统治者，如果怂恿和逼迫人民揭露残害自己的父母，其思想就是禽兽不如的思想。

普京的逻辑是：我不敢打北约，我还不敢打乌克兰以色列吗？老川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不敢打俄罗斯，我凭什么不敢打俄罗斯的那群小兄弟？真正的差别是：乌克兰挺住了，以色列打赢了；而伊朗、委内瑞拉、古巴都不堪一击！这是制度差别的最好实例！民主国家平时松松垮垮，大难临头则众志成城，因为...

最近读到一篇访谈，一位伊朗裔法国作家提到：“伊朗人民不会在一夜之间变成西方的翻版。”这句话带着一种冷静的现实感。我们习惯相信，只要推翻政权、改变制度，社会就会进步；但她告诉我们，真正难以改变的，从来不是制度，而是人。如果伊朗不会因为政权改变而变成西方，那中国、北韩、俄罗斯呢？答案...

列宁像被拉倒了，柏林墙被推翻了，但那场“革命”所带来的“主义”和灾难并没有结束，相反，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还笼罩在它的阴影之下。在俄国人已经反思了26年后，中国却仍然在纪念“伟大的十月革命”，仍然死守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的那种奴役人民的主义和制度。在中国，宪法仍然是一纸空文，“人大”和“政协”仍然是摆设，书报检查和言论控制仍在进行，政治指控、折磨、镇压和迫害仍在继续，对人权的粗暴侵犯以及对人类政治文明准则公然的践踏，仍然是司空见惯的事。 中国人恐怕是最不善于记取历史教训的民族了。 只有在中国人开始反思上个世纪的“革命”历史时，中国才有希望。

2026年2月19日，逾40国代表在美国和平研究所举行首届和平委员会会议。该委员会旨在为加沙的重建和稳定筹集资金，于2026年1月在世界经济论坛期间正式成立。在全球治理架构已相对成熟的情况下，新平台的出现往往引发制度定位的争论。川普总统主导的和平委员会被部分报导形容为可能替代联合...

万历年间的江南，一亩官田要缴七八斗赋税，而王府勋戚的千顷良田却可以免税。农民在税存而产去的绝境中度日如年，权贵却在有田而无税的特权里花天酒地。这不是个别官吏的贪腐，而是一套被写进章程、冠以合法名义的制度性安排。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痛斥：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这句振聋发聩的...

当你看到三代人的持续荣景，先别高兴，因为接下来碰到败家子的机会是很高的。通常，败家子的出现是因为前面三代人的努力，让他一生下来就含着金汤匙，不需要吃苦，不需要翻身，也没有重大挑战在激发他的斗志，他的经营能力显然没有受到真正的考验，身边的人都在拍马逢迎，使得他很容易自我感觉良好，演变成自以为是，然后就出现重大误判了。

在习近平治下，中国的治理逻辑已明显从“发展型威权”转向“防御型极权”。维稳不再是手段，而成为目的本身；安全不再服务于社会运行，而凌驾于一切之上。政治权力进入一种高度紧张的状态——对内恐惧社会，对外恐惧世界，对历史、对人民、甚至对自身合法性都充满不安。这种“草木皆兵”，恰恰是体制衰败的前兆。

现代西方知识分子偏左，并非因为他们更善良或更愚蠢，而是因为他们所处的制度位置、职业结构、思想传统和道德语境，共同把他们推向了左侧。

历史反复证明一个残酷的规律：真理总是走得很慢，谎言却跑得很快。真理要求人们思考、承担与改变；谎言则迎合恐惧与惰性，提供简单答案，于是像诈骗一样，在不同时代不断得手。 然而，文明没有因此崩溃，正是因为总有人拒绝沉默。从耶稣、苏东坡，到索尔仁尼琴与黎智英，他们共同证明了一件事：说真话的人，也许会输掉当下，但未必会输掉历史。

可以给出一个清晰、可防御的结论性判断：当一个政治组织通过控制国家机器，使反人类罪在“法律上不可被证实”，国际社会就必须在法理上承认：证据的缺失本身，已经成为证据的一部分。 建立外部证据认证机制，不是对主权的攻击，而是对人类底线的最低制度性防御。

对外摩擦，已经不只是外部博弈的结果，而是体制内在张力持续向外释放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讲，此次歼-15锁定日机事件更像是一记“制度警报”，而不是孤立的军事摩擦。它提醒外界，当前东亚安全风险的最大不确定性，并不取决于某一次行动是否“刻意为之”，而在于一个缺乏刹车系统的国家机器，正在被“必须强硬”的政治叙事不断推向更高风险区间。

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罪行，并不是一项激进主张，也不是对某个国家的敌对行为。它是国际社会对自身价值的一次检验。问题不在于世界是否有能力这样做，而在于是否仍有意愿承担代价。 如果在证据已经如此清晰的情况下，反人类罪仍可以被搁置、被拖延、被相对化，那么真正被宣判失败的，将不是某一套制度，而是人类共同宣称的文明底线。 制止它，不是选择；不制止，才是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