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底线的行为，无论是暴政，屠杀还是欺瞒，在人类历史长河上，都只能是昙花一现，因为，尽管人们可能暂时地被胁迫，屈从，但从长久来看，没有人真的会喜欢这些东西，即使取得了暂时和局部的成功，在世界日益一体化的今天，早晚是会撑不住的。因为，撑住的成本会越来越高，最终导致崩盘。

我们这一代最大的负资产，就是那个十年的洗礼。缺乏教育再加上自负，使得我们这代人有的时候，显得特别的畸形。巨大的自卑和自负交替在一个人身上显现，显得特别的吊诡。从整体上讲，我们这一代已经是秋后的蚂蚱，没有几天蹦跶了。等到不能动弹了，等待着我们的，将是一个惨到没法言说的晚景。

宗教式的团体凝聚和控制，后来有过；农村的行政化和社会化组织控制，后来有过，甚至连村干部这个名词，还在叫着；个人迷信和崇拜，后来也有过，连像章我们都佩戴过，每人还不止一个（古代的皇帝也搞个人崇拜，但人家想不出像章的高招）。其实，后来的人也没有讳言他们从军阀那里学了什么，毛就曾经说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是跟军阀学的，而且"老师"有名有姓，就是他的老乡谭延闿，说人家从来不做空头的省长，总是要督军兼省长。

信奉法家思想的酷吏，个个都是忠君爱君，“三忠于”、“四无限”的斗士。对他们来说，生命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君主。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可以六亲不认，自己的六亲不认，家人不当回事，连皇亲国戚也不认。只要符合君主的利益，就没有不能做的事情。他们执法，不避权贵，也不畏艰难，胆大妄为，不讲人情，也不通人情。

中国古代，也有不糊弄洋鬼子的好时候，那是汉唐盛世，以及对外通商最多的两宋。而且多发生在大都市里。那时候，中国相当于现在的美国，全世界都向往，来的外国商人，大多精明，精通汉语，想糊弄，也糊弄不了。不糊弄，公平交易，反倒显得自家的大度，爽气。 只可惜，更多的时候，我们一直在糊弄洋鬼子。想当然的认为，洋鬼子好糊弄，其实，最后被糊弄的，反而是我们自己。

1917年，冯国璋（右）同段祺瑞（左）合影袁世凯手下三员大将，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人称北洋三杰，龙、虎、狗。王士珍办事干练，为人忠厚，人缘好，但没有什么政治头脑，冯国璋会带兵，能打仗，但政治上也差点火候。唯独段祺瑞在政治上有见识，为人器局也大。袁世凯死...

其实，进宫做太监，真正能熬上去，做了总管太监之类，发了财的，一千个里面，摊不上一个。更多的人，不是一辈子窝囊在里面，老了被赶出来，就是被整，打死。但是，人都是这样，只看见光鲜那点事儿，哪怕那点事儿只是万分之一，就会被传得满世界都知道。你看，那谁家的小子，原来家里房无一间，地无一垄，进宫之后，家里盖起来大瓦房，买房子置地，还娶了媳妇（太监发迹，一定会娶媳妇的）。

最关键的是，陈寅恪先生在1949年之后，依然坚持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你们是怎么安放的呢？今天的清华，你们到底是推崇这样的说法呢，还是反对？按你们现在的办学方针，恐怕很难说能容忍这两句话，既然容忍不了，那么，干嘛要推崇陈寅恪先生呢？不怕先生地下有知，会拍案而起吗？

一个城市，需要用户口作为吸引人才的凭籍，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原本就大有问题，尤其是号称中国最现代化的都市的上海这样做，就更是令人无语。走出中国，这样事儿，难道就不怕别的大都市笑话吗？户籍壁垒，原本就是一个落后的象征，一个计划经济时代的遗留物，挥舞着这种旧时代的裹脚布，当做展示自身优势的旗帜，别说发达国家会笑话，怎么样面对上海开埠时的开拓者，也是一个大问题。当年上的那些工商业巨子，有几个是冲着上海的户口来到这里的呢？他们有上海户口吗？

再可怕的社会事件，对于后来的人而言，真正需要的，都是对事件发生的反思。不反思，死的人就白死了，眼前的事儿一头雾水，后来的事儿照样可怕。然而，已经有些时日了，我们的媒体已经没有了调查记者，新闻调查这个曾经很热的媒体人的事业，已经悄然淡出了媒体圈。难怪有媒体人感慨说，正规的媒体，已经退入了史前时代，而自媒体，则进入了后现代。真相，却已经死了。

教师在民国，尽管工资不低，但要说是富人，倒也谈不上，但荣誉性地位很高。因为毕竟有‌‌“天地君亲师‌‌”五达尊的大帽子在，做教师的，自我感觉不错。这样的荣誉感，一直到1949年之后，其实影影绰绰地都还有那么点。所以，大革命的时候，全国上下教师一体挨批挨斗加挨揍，让很多教师感到很崩溃，精神上的崩溃。很多人自杀，就是因为这个。现在如果再来一次，估计这样精神崩溃的人就不会有这么多了，因为，在今天，教师已然变成了一个普通的职业。

在我的大学教学生涯中，我的这个习惯性行为，却总是碰壁。在一般院校教书是碰壁，到了所谓名牌大学依旧碰壁。无论你怎样启发，怎样诱导，人家就是不肯说话。有一度，我甚至提出，你们提问题，如果有谁提的问题好，非常尖锐，哪怕把我质疑得体无完肤，我下课请他吃饭。不幸的是，在我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这样的饭，我只请过一回，实质上还带有将就性质。

即使你的孩子是个天才，接受知识的能力比别的孩子早，能力又强，也不是攀比的理由。活了这一把年纪，看了太多早岁优秀，而且受‌‌“额外教育‌‌”多，被家长当资本到处炫耀的孩子，长大以后，不过少时了了，大未必佳，不到三十岁，就失去了当年的荣光，变得相当的平庸。但是，为了当年的攀比优胜，却让孩子早早失去了童年，让大人损失了精力和财物。到头来，竟然还是一场空。

说实在的，这个男孩子，是一个很有灵性而且也能读点书的人，不招他，回头想来，还是有点遗憾。但是，学生会的确是个藏污纳垢之地，在我的印象中，凡是热衷于做学生干部的，不能说一个好人没有，多数都是禄蠹，贪图名利之徒。就算不是这样的人，一般来说，不用多，一年下来，一个好好的孩子，就变得趋炎附势，官气十足。很多学生为了竞选学生会干部，简直是什么事都能干。

在英国学了八年的东乡平八郎，后来虽然成为日本海军的战神，但当时资历和声望还不够，没有指挥对阵中国的日本联合舰队。但是作为一名舰长，他已经给了傲慢的中国人以足够的教训。甲午战后，定远号被自己海岸炮台上的克虏伯大炮击沉在刘公岛海域，而镇远舰则成为俘虏，变成了日本海军的一艘主力战舰。曾经中国的骄傲，下场居然是这样的悲惨。

生长在那个不幸时代的我们，在生养孩子的时候，不幸地把时代给我们的伤痕，也带给了他们。就算不是独生子女，就算我们养孩子的心态不那么畸形，这种伤痕，都是是一种蒙在孩子和我们之间的阴影。想要完全消除这些阴影，恐怕几代人都难以完成。事实上，现在的70后，80后，甚至90后，都有了自己的孩子，他们养孩子，是不是绕开了我们的窠臼，避免了我们的悲剧？很难说。

按照阶级斗争底色的革命逻辑，暴力绝对是必要的，而且具有绝对的正当性。砸烂旧世界，才能有个新世界。而革命，落实到动员层面，无非就是激发嫉妒和鼓励报复。剥夺剥夺者的说法，无非给暴力披上一层貌似有理的外衣。以中国革命而论，当年土地革命，把所谓土豪劣绅全家杀光的人，不用道歉。后来土改中类似的暴行，也不会有人道歉。甚至肃反中一个个被冤杀的人，也没有人为他们负责，有的至今都没有平反。

最近这些年，风水变了，告密又吃香了。能干事，乐意干事的领导，心有余悸。传播领域，更是麻烦。有的编辑告诉我，他们的杂志，一直有人盯着，看见不顺眼的文章，就去告状，过去没有人理，现在一告一个准，好几个主编副主编被撤职，害得他们几乎都快办不下去了。鼓励告密。让干事的人，心灰意冷，让心理阴暗之辈，洋洋得意。体系内，生态恶化。最终，这个社会，什么事儿都成不了。

虽然说谎话和投机取巧在一个不正常的制度环境下是一个正常人的理性选择，但是它违背人的本性和诚实、正直的基本做人原则。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人日子，已经比已经好过多了，但爱占小便宜的病，却依旧在大规模的传染。比如说，北京的居民，有几个连手纸都买不起呢？但是，公共厕所只有放了免费的手纸，就会有人大卷地卷走。能出门旅游的人，应该是有点闲钱了吧，但依然会有人把饭店里的手纸和拖鞋带走，甚至连毛巾也不能幸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