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年71岁的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效法毛泽东，将各种权力一把抓。日本《读卖新闻》报导，习妻彭丽媛也和毛妻江青一样，插手人事并图谋更大的权势。报导引述香港《星岛日报》在今年5月的1篇文章，指彭丽媛有个头衔是是中央军委常务审查委员会特别委员。报导分析，军方歌手出身、拥有少将官阶的彭丽媛...

毛泽东头脑“发高烧”，其他中共领导人也跟着“发高烧”。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公开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高产卫星”首先来自中共的“高指标”。其次来自中共的“高压措施”。之后，浮夸风、共产风“高产卫星”首先来自中共的、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五风”劲吹，导致农民生产的粮食严重减产，国家统购统销的粮食成倍增加，许多地方出现饿死人、人相食现象。

毛调兵入京，与其说真的决心同周恩来作军事决战，还不如说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势。毛深谙周恩来的性格。果然，周恩来在出他意料的反击和毛打算蛮干的架势面前，惊慌失措一阵之后，可耻地退缩了，他选择了抛弃刘少奇，以求自保。周恩来的退缩使毛乱中求胜的险棋轻易就得逞了。

今天讲的这个故事，对苦共久矣，还能翻墙出来看到我们节目的沦陷区看官而言，如果看完，肯定哭的心都有了。因为，本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早在民国时期就能实现，也就是说， 90年前，中国大陆就完全有机会像现在民主自由的台湾一样，实现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宪政理想，傲然于文明世界。但就因为今天说的这位，痛失良机。

在中南海深宫朱墙外，成千上万的中国农民正在挨饿。一九五九年的秋收比前一年还糟。到目前为止已有数以百万的人饿死。等这场饥荒结束时，死亡人数会上千万。在中国哀鸿遍野之际，我和林克、王敬先、叶子龙、李银桥、浙江省的这批领导人，大举庆祝毛未出席的六十六岁大寿，眼前桌上摆满了山珍海味。公安厅长醉得倒了。我心中感慨万千。

毛泽东想出一个妙招，就是让大学毕业的学生到工厂、部队去，接受工人阶级和解放军战士的再教育，让中学毕业的学生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明确提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大学生们逐步分配出去了，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开展起来了。学校也相对安静了下来。狡兔死，走狗烹；帮助毛泽东夺权取得胜利的这些红卫兵，其头头不是枪毙、坐牢就是发配，绝大部分红卫兵都成了吃不饱饿不死的农奴。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年真相》毛泽东当政27年，中央军委共有六位总参谋长——徐向前、粟裕、黄克诚、罗瑞卿、黄永胜、邓小平；两位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杨成武。徐向前因病没有上任，由聂荣臻代理。除聂荣臻外，粟裕、黄克诚、罗瑞卿...

1950年10月至1953年底，中共发起了第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简称镇反。刘少奇在1951年5月举行的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上说，这次镇反是毛主席亲自领导之下做的。事实确乎如此。1951年1月17日，毛发出关于对反革命分子必须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的电报，提出了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

刘少奇“请教”毛泽东：“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可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张霖之就是。”张霖之是时任中共煤炭工业部部长。刘少奇立即住嘴。他知道，如果再追问下去，不知道毛还会点到谁。

冯友兰说，如果认为打出共产主义的旗号，社会生产力就会比以前高几千倍，那就是空想共产主义，因为它的立足点是人们的愿望。在刮“共产风”的时候，认为只要打出共产主义的旗号，粮食的亩产就会提高到一百二十万斤，便是空想共产主义。极左思潮就是空想共产主义。极左思潮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了高潮，统治了中国，造成了十年动乱。

1939年9月，三个中共或中共前党员刘尊棋、耿坚白、张西洛三人跟随全国慰劳总会组织的慰劳团前往延安，并有机会采访了毛泽东。延安的《新中华报》在10月6日头版发表了该采访，采访占据了整整一个版面。中共各根据地的报刊和中共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也转载了该采访。不过，三名记者所在的中央社、扫荡报和新民报对此只字未提。

第一，最根本上是中共间谍。袁殊的第二层特殊身份，是国民党中统间谍。袁殊的第三层特殊身份，是日本情报机构间谍。袁殊的第四层特殊身份，是汪精卫伪政权的间谍。袁殊的第五层特殊身份，是国民党军统间谍。五重间谍身份，戴着五张面具生活，真不是一般人能干的。一个不小心，就是丢性命的事。

六四早晚会在制度和价值层面上成为中共新的噩梦。他说，习近平想跟毛泽东一样控制人民的意识形态，但是现在的年轻人的知识范围广得多。网络之前的中国老百姓是孤立的个体，所有媒体是从上往下。有了网络以后，人民可以交流，很多信息来源是从下往上，现在的年轻人的视野比他们的前辈广得多，掌握的信息也比毛时代的人多得多。 林培瑞说，目前中国民主进程倒退是习近平压制的结果，表明上看似平静，但是追求自由、民主、人权是人类的DNA，因此他对中国的民主前景并不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