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40年前，美国国会制定ATS，正是为了确保美国不会成为国际法违反者的避风港。从纽伦堡审判到雅虎案的和解，国际法和美国司法实践都一贯追究暴行帮凶的责任。思科案的原告在答辩书中写了一句很重的话：“系统性的迫害需要大量的资源和基础设施支持。要预防未来的暴行，就必须追究所有有罪责的参与者。”最高法院应当听取这个声音。在数字监控时代，科技公司的工具可以成为迫害的武器。如果法律对此视而不见，发出的信号将是：只要与人权侵害保持技术上的“间接距离”，便可以免于追责。
暴君们从来没有过被法律约束的经历，希特勒的统治集团被以国际法的名义送上了纽伦堡--这座纳粹曾经的党代会召开地和宣传中心城市的法庭。不是因为他们战败，而是因为他们发动了战争。在法律上，这还是一片空白区域，如果不是盟军达成基本共识，战胜国就不同的法律体系的协调取得一致，纽伦堡大审判是不可能进行的。
美国民间要想在针对中共的官司上争取更大的胜算，就得把控告与审判的上半场——中共如何“瞒报病情”，尽快的推进到更关键的下半场——中共如何“掩盖真相”。在此过程中，美国去追究中共的诽谤罪、诬陷罪，也算是一种顺理成章的过渡。
